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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和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并没有否认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必然产生资本主义，或者说，并没有否认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是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说的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仅限于西欧各国，只是说不能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具体道路，即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剥夺农民、变个体小生产为资本主义大生产，当作资本主义起源的一般道路或唯一道路，而不是说只有西欧资本主义起源才走这条道路，其他国家资本主义起源都不会走这条道路，更不是说只有西欧各国才具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西欧以外的其他国家都不会产生资本主义。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巴师夏和凯里”
一章中，论述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四种形式。
他指出：“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象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
[8]这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形式，其中第三种形式最典型，而这种典型形式实际上讲的就是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形式。
可见，马克思这里是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形式当作资本主义起源的最基本的形式的。
接着马克思谈到资本主义起源的第四种形式，即“从北美野蛮人的猎具直接过渡到英格兰银行的资本”
[9]。
这里讲的是美国由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移民，把西欧的资本主义带入美国，从而由原始社会超越奴隶制和封建制两个社会形态，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
由此可见，我们既不应该把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也不应该否认西欧以外有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起源走着与西欧各国相同或相似的道路。
认为一切民族不论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其资本主义起源都要走西欧各国走过的道路是不对的；同样，认为一切民族不论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不会或不能走西欧各国资本主义起源走过的道路也是不对的。
二、马克思对待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科学态度
国内外学术界都有人根据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
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对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批判，断定马克思根本否定一般历史哲学理论。
我们不赞成这种看法，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也不符合历史观的本性。
前面已经讲过，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指的是他在《资本论》第1卷关于“原始积累”
一章中描述的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具体途径，即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
这是由当时西欧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决定的，并不是说一切国家和民族，不论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
具体地说，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有可能不变成小土地所有制，然后经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途径，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是在条件具备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免遭资本主义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十分明显，马克思反对的是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而不是否定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马克思自己就有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其中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依次更替的理论；人的依赖性社会或自然经济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或商品经济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或产品经济社会两个系列的三大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石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以及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依次更替的理论；等等。
我们这里着重从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角度作分析。
在世界历史范围内，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就个别国家和民族而言，由于具体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的影响，则有可能跨越其中某一个或某几个社会形态。
因此，不能把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到处生搬硬套，用它来裁剪个别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事实。
马克思在上述批判米海洛夫斯基那段话的后面，举例说明自己的观点。
他指出：“古代罗马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的土地也曾经被剥夺，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罗马失去土地的农民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也不是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奴隶占有制。”
据此，马克思得出结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10]马克思在这里深刻地揭示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过程和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是从对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过程的分别研究和相互比较中抽象出来的逻辑结论，马克思说的“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
，就是指“一般历史哲学理论”
。
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既然是抽象的逻辑结论，它就是“超历史的”
，因为它舍弃了不同国家和民族具体历史过程的差别，舍弃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历史过程的许多细节，它就不会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过程直接相吻合。
因为它是“超历史的”
，所以就不能把它当作“万能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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