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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的哲学研究依然仅仅注重注解论证，而不注重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核心理念，为现实人的心灵提供导引与启蒙，结果当大众的心灵需要思想、精神引领的时候，我们的哲学却“失语”
了，满足不了大众的精神需求。
如果这样，那么，这就不是完整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活动，更不是哲学的真正本性。
那你也就只好“自卖自夸”
了。
由此看来，困扰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常进行的原因，客观上是淡化神圣强化世俗的物化现实，主观上则是我们的一些哲学研究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合理位置，对“哲学本质上是什么”
、“哲学做什么”
和“哲学怎样做”
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向出现了某种迷失，进而我们的视域与思想空间过于狭窄（邓晓芒语），我们缺乏一种为人立命、为时代立言的神圣使命。
其最终结果，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整体上落后于时代与实践要求的水平。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不能准确关注当代中国问题的哲学就会被中国的实践与现实终结了，也会在满足不了我们这个时代、实践、现实与民众的需要面前“自生自灭”
了。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就断言以下三种意义上的哲学形态会被终结（但不是哲学的终结）：在自然和历史领域用头脑中的联系代替自然界和历史本身的内在的客观必然联系的以观念构建世界的哲学（《费尔巴哈论》）；不关注人的实践活动和现实生活实际发展过程的只讲意识空话和注重自我意识想象的纯粹思辨哲学（《德意志意识形态》）；不能满足国家需要、群众需要、实践需要并且抓不住事物的根本、不能说服人、不能被群众掌握的哲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走向面对当代“中国问题”
的哲学
要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摆正好哲学的位置，解决好哲学“做什么”
和“哲学怎样做”
的问题。
这就是要为人立命、为时立言，就是转换哲学研究的范式，从而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达到时代要求的水平。
第一，从哲学视域上，应从只注重“书本公式”
的哲学走向相对注重“生活公式”
的哲学。
我这里所说的只注重“书本公式”
的哲学，指的是只注重研究书本和文本中的哲学问题，而对当代中国实践与现实发展中的问题无动于衷；是以书本理论裁决现实生活，而不是着眼于新的实践发展；是用在书本中找到的理论联系代替现实本身的内在联系。
研究书本和文本中的哲学问题是哲学研究中的一种基本活动，是非常必要的。
但这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运用一切有用的哲学资源与哲学思维方式，来研究我们所面临的感性的实践生活与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研究当代中国实践与现实的本质联系和规律，以带动和促进我们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第二，从哲学功能上，应由只注重“注解论证”
的哲学走向相对注重“前导理念”
的哲学。
注解论证是需要的，但哲学不能仅仅是注解和论证给定的东西，那样就会丧失哲学的本性。
哲学更需要从对“时代精神”
的哲学把握中，抽象、提升出核心理念、思想，并转化为哲学思维方式，即为人们的活动提供具有前导性的核心理念、思想与思维方式，以引领人们的活动。
实际上，在西方，哲学革命往往成为政治革命的前导：18世纪法国的哲学成为法国政治革命的前导；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作了德国政治崩溃的前导；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哲学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导。
第三，从哲学的共同信念与使命上，应由只注重“自言自语”
的哲学走向相对注重“为时立言”
的哲学。
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应仅仅看作是个人的学术兴趣和学术活动，而不去关心我们这个时代；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仅仅看作是一种职业饭碗，而丧失为时代立言的使命感；不应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看作是纯粹学院里的孤芳自赏的一种活动，而对这个时代丧失理解、批判、超越、建设和引导的能力。
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是在对现存世界的批判、超越中发现、建立新的世界，必须对这个时代作出符合当代水平的哲学阐明。
综观西方哲学，不少哲学家都在为时代立言，从近代英国的培根、洛克和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再到当代西方哲学家马尔库塞、弗洛姆、雅斯贝尔斯、哈贝马斯等，无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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