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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不关注权力问题而只注重资本问题，是一种错位。
其三，社会领域的公民社会问题。
公民社会领域民主监督力量薄弱、民众参与程度低，是造成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四，文化领域的理性精神建设问题。
包括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由于行政权力与人情关系力量过大，就造成了理性力量式微，因而在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领域缺乏应有的科学理性设计。
我们不能过度批判理性，我们需要健全的理性。
其五，人的发展领域的“政治解放”
问题。
尽管政治解放有其历史局限，因而今天也有“人类解放”
（把人从“物的依赖”
中解放出来）的任务，但人的政治解放（把人从“人的依赖”
中解放出来）应先于人类解放。
因为封建文化遗毒对人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个人独立并未真正确立起来，当今中国的政治活动一定意义上把人变成非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因而政治解放的积极意义并未充分释放，政治解放的任务还没有从根本上完成。
况且人类解放还需要政治解放为其提供基础。
一些学者超越我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仅仅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来提出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如何深入揭示并分析当代中国问题的“世俗基础”
与“深层根源”
？我认为主要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
中国问题是通过“社会面貌”
来表现的，人是剧作者，社会面貌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因而通过中国问题与社会面貌我们可以走向对“人的行为方式”
的分析；人如何存在决定人如何行动，人的存在的地位与角色决定人的行为方式。
马克思注重人的存在中的经济因素，而我们应相对关注中国人的存在中的政治因素，因为政治因素对中国人的存在方式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加藤节指出：“在现代社会，由于政治权力不断扩大其支配的对象，加深对人们的生活的渗透程度，因而大概可以算是人类历史上‘政治化’程度最高的时代”
，而政治又是“一种全面决定着人的生存方式或者说人的命运的力量”
[35]。
这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由此，我们应进一步深入揭示与分析人的行为方式背后的“人的存在方式”
；人是剧中人，社会层级结构决定人的存在方式，处在不同社会层级中的人，其存在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谓社会层级结构，本义指在传统政治国家领域中依据权力至上与权力大小而形成的权力级别阶梯和权力层级结构，后延伸为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根据人和人之间之权力大小、地位高低、身份有别而建立的层级关系结构。
这种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的核心理念是权力至上。
权力大小、地位高低和身份有别是架构这种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基本依据。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一种权力层级、地位层级和身份层级。
这种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具有四大特征：权利服从权力；身份挤压能力；人治高于规则；服从高于自立。
因此，我们应再进一步揭示与分析人的存在方式深层背后的“社会层级结构”
。
近年来，我从各方面努力，力求建立一种社会层级结构理论，围绕这一理论，我发表了一些成果。
[36]
社会层级结构理论是分析解释当代“中国问题”
的一种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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