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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彼此分离。
因此国家的国民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市民也是彼此分离的。
因此人就不能不在自己的本质上二重化”
[71]：一方面，他作为市民存在于市民社会中；另一方面，他又作为公民存在于政治国家中。
作为市民社会的个人是“现实的人”
，而作为公民的人是“抽象的人”
，是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人。
“最后，人，正像他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一样，被认为是本来意义上的人，与（公民）不同的homme（人），因为他是具有感性的、单个的、直接存在的人，而政治人只是抽象的、人为的人，寓意的人，法人。
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以予以承认，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公民）出现才予以承认。”
[72]这些论述归结起来就是：在政治国家中存在的公民不是现实的人，只有在市民社会中存在的人才是现实的人。
现实的状况是：现实的人不是真正的人；真正的人不是现实的人。
3.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在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上，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观点完全相反。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把被思辨哲学颠倒了的主客体关系重新颠倒过来的方法，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哲学理论前提即理念决定现实进行了批判。
费尔巴哈认为，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是这样的，存在是主词，思维是宾词。
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
思辨哲学歪曲了主词与宾词的相互关系。
因此，“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做主词，将主体当做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不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
[73]。
马克思吸取了费尔巴哈颠倒方法并用它批判黑格尔哲学。
马克思说，在黑格尔那里，“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
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
。
“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
它们才是原动力。
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
[74]这就明确指出了黑格尔在国家问题上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前提是错误的，这是黑格尔思想进程的“根本缺陷”
。
实际上，观念、理念并不是主体，它们是思维的产物，是现实的、真正的主体的属性、谓语、宾词，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依赖于现实的主体，而不是相反。
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确立了其理论的唯物主义前提，肯定存在决定思维，而不是思维决定存在，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
马克思因此得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是产生国家的东西，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从传统的观点看来，国家是决定性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
表面现象似乎是和这种看法相符合，但当我们再寻求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时，“我们就发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愿望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75]。
不仅人们的思想意识直接与人们的物质交往活动“交织在一起”
，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
，同时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也产生于人们的物质交往。
因此，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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