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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承认大的势力是由经济原因所产生，但大势力中的哪一方获得胜利，也常常要取决于十分微小的和偶然的事件。
人们在阅读托洛茨基关于俄国革命的论述时，很难相信列宁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德国政府是否允许列宁回到俄国去，则是十分偶然的事情。
如果有关的某位部长碰巧在某天早晨害了消化不良症，当他实际上说“是”
的时候，他也许说了“不”
；那么我并不认为有理由说，没有列宁，俄国革命也会获得这样的成就。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普鲁士人在瓦尔密战役[14]中碰巧有一位优秀的将军，他们也许已扑灭了法国大革命。
再举一个更为异想天开的例子：人们也许会振振有词地说，如果亨利八世[15]没有和安·鲍林[16]谈恋爱的话，那么美国现在就不会存在。
正是由于这件事，英国和罗马教廷决裂，从而不承认教皇把美洲作为礼物赠予西班牙和葡萄牙。
如果英国仍然信奉天主教，那么现在是美国的这个地方，很可能已成为西班牙在美洲的一部分了。
这就使我有了另一个看法，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有缺点的。
他把经济的冲突看作永远是阶级之间的冲突，然而大多数的冲突却是种族或民族之间的。
19世纪初英国的工业主义是国际主义的（iionalist），因为它期望保持它对工业的垄断。
马克思的看法，正如科布登那样，认为世界正在日益成为大一统的世界（opolitan）。
可是俾斯麦却把事情引到了不同的方向，从此以后，工业主义越来越成为民族主义的了。
甚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也日益采取了民族间的形式。
当然，民族之间的冲突很大一部分确实是经济上的，但是世界以民族来组合，这件事本身主要地却不是由经济原因所决定的。
历史中极其重要的另一种原因，是那些可以称作医学的东西。
例如，黑死病就是马克思深知其重要性的一件事情，但是黑死病的发生只有一部分是经济的原因。
毋庸置疑，黑死病不会发生在有较高经济水平的居民中。
可是，欧洲有许多世纪像是1348年[17]一样贫穷，因此流行病的近因就不可能是贫穷。
再拿热带地区的疟疾和黄热病流行这样一个问题以及这些疾病现已可预防这一事实来说，这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经济后果的问题，虽则它本身并不具有经济性质。
马克思的理论中最需要改正的问题，就是关于生产方式变革的原因。
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作为基本原因出现的。
而它们不断在变革的理由却完全没有得到解释。
事实上，生产方式的变革主要是由于知识方面的原因，也就是说，是由于科学的发现和发明。
马克思以为，当经济形势需要的时候，发现和发明就出现了。
然而，这是一个完全非历史的观点。
为什么从阿基米德的时代到列奥纳多[18]的时代，实际上并没有实验科学呢？阿基米德以后的六个世纪里的经济状况是应该使科学工作很容易进行的，然而恰恰是文艺复兴以后科学的成长，才导致了近代的工业。
经济过程中的这种知识方面的因果关系，并未被马克思所充分认识。
历史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观察，如果精心地选择事实，就可以发明许多普遍的公式，这些公式都有充分的依据表明自己恰当。
我想以比较谦虚的态度，提出下述有关工业革命因果关系的另一种理论：工业制度是由于近代科学而产生，近代科学是由于伽利略，伽利略是由于哥白尼，哥白尼是由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由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由于土耳其人的迁徙，土耳其人的迁徙则是由于中亚细亚的干旱。
因此，在探索历史因果关系时，基本的研究乃是水文地理学。
（何兆武肖巍张文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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