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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提出了关于决定历史进程的力量的问题。
人们习惯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答案归纳成“辩证唯物主义”
的概念。
这是可行的，但是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理解“唯物主义”
和“辩证的”
这两个模糊的词语，只有明确地给它们作出定义，它才是精确的。
在马克思看来，唯物主义意指历史进程的一切方面都取决于人再生产自己的存在所采用的方式。
它基本上是通过经济生产实现的，所以经济生产对于整个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一定义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反对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
否则，他也不会把他的唯物主义称为“辩证的”
唯物主义。
这是西方文化史上的一个悲剧：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时代的许多最重要哲学家发展起来的辩证法，已部分堕落成一个政治口号，部分被等同于人们以为是无法解脱的社会机械过程。
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辩证法并不是叮当有声的机械装置。
它是描述社会力量、社会冲突和社会趋势的一种方法。
与黑格尔一样，他也意识到，如果没有人类活动的热情，那在历史中就什么也不可能实现——因此他热情地向无产阶级发出呼吁，并且同样热情地向资产阶级宣战。
如果历史只是一个自动的过程，辩证法只是对无法解脱的机械装置的描述，那这两项行动就毫无意义了。
在对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的时候，人们常常以为，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到两者的对立。
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
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可以发现基督教对人的解释的某种现实主义成分，而在历史辩证法的观念中，也可以发现某种类似基督教的神意观念的东西。
在这两种思想中，人们都可以发现自由和命运不可分割地相互交织，它构成了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特征。
一旦打破自由和命运的统一，两者就都会失去自己的深度：自由会成为政治上的变幻无常，命运会成为一种机械的必然性。
即使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中，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仍然具有类似性，但这种类似性再也没有扩大。
相反，在其他问题上，这种类似性越来越被两者的对立所淹没，辩证唯物主义与基督教神意信仰之间根本性的对立既不在于辩证法也不在于唯物主义的成分，而是在于这两种观念之间的对立：在马克思看来，决定历史的是纯粹的历史内在因素；而在基督教观念中，支配历史的则是历史内在因素和超历史因素的结合。
正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完全不存在超历史的成分，这就不仅使它与基督教形成对立，而且在斯大林主义中还使它达到与自己的初衷相矛盾的结果。
但是，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最终具有决定意义的对立，不是思想上的对立，而是实践中的对立，即实现生活的两种可能，基督教是从介于时间和永恒之间的立场上来看待人类的处境、看待人类的历史的。
它领悟到个人的无限尊严来自于它和永恒的联系。
它领悟到在有限（finitude）和有罪的条件下人间一切事物在空间和时间中的界限。
它提出了关于和谐的问题，在这种和谐中无常之物会上升为永恒之物，而永恒之物则又在时间领域中发生作用。
马克思主义则把人类的处境，包括人类历史理解为完全受时间束缚的。
因此，它只求建立在时间之内的社会组织；只要它确信它自己的概念为真理，它就必定企图利用一切手段将它付诸实现。
它期待着在空间和时间中出现的和谐，因而它导向乌托邦主义，导向每一个乌托邦之后都会发生的失望，并最终导向恐怖。
[3]在这两种生活可能性之间的抉择，既不是经济的也不是政治的，而是宗教的。
（徐钧尧译）
[1]选自《基督教思想史》，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
[2]选自《蒂利希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
[3]作者所指的是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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