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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思想上超过他们。
因而，马克思在一年之后总结道：当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任理念在哲学家们的头脑中沸腾，而是承担理念的时候，彻底的革命实际上只能在德国完成。
意识形态与陈旧境况的这种并置共存清楚地表现在代表市民社会的种种状态（Stande）的平民院中，而市民社会的那些状态由于市民社会的进步而不复以本来的面目存在。
这种并置共存在与世袭制同时产生的贵族院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大地主们依附于他们不可异化的土地而且不得不把领地遗传给后代（在这种制度中，不是人占有财产，而是财产占有人）。
在金字塔基础与其顶峰之间的中介脚手架要使理念保持相对稳定的平衡，这只能是徒劳的幻想，这种幻想只是一个历史过渡时期的不稳定平衡的表现。
黑格尔欲使之不朽并要在理念中把握的国家只不过是一个过渡的国家，一个在自身中的矛盾阶段，它因而受到内部的破坏而在实际上应该消逝。
马克思则相反，他抓住了立法权的真正本质，他写道：“立法权就是抽象的政治国家与其自身的矛盾。”
立法权只因为在政治内部成为“庄重的反抗”
才对人民来讲是如此重要。
市民与公民社会中的单个人要求普选，他要征服国家并把它引向自身。
从根本上讲，黑格尔只是为了回避抽象政权与具体社会之间明显的不可避免的冲突而建立起所有这些纷繁复杂的脚手架以及那些马克思所讥讽的中介。
但他的目的并未达到。
黑格尔对立法的怀疑以及对政府的信任甚至让我们更进一步地发现他特殊的保守本性，他是纯粹理念的蹩脚代表。
马克思在此对黑格尔进行了心理分析：“黑格尔只差强迫国家的代表们在有信誉的政府面前经受检验了，黑格尔在这点上几乎达到奴颜婢膝的地步。
显然，黑格尔周身都染上了普鲁士官场的那种可怜的妄自尊大的恶习，像官僚一样心胸狭隘，在对待‘人民的主观意见’的时候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臭架子。”
对黑格尔来讲，国家与“政府”
在任何地方都是沆瀣一气的。
马克思的分析到此虽然并未结束，但用公正的眼光看，它还是相当引人入胜的。
特别是当马克思在黑格尔的理念背后发现了关于历史境况的准确描绘的时候，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支持马克思。
而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其政治现实主义使我们受到震动的黑格尔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黑格尔的中介从来没有完全消除在现象中突现的理念的紧张状态。
1821年，那个时代的教授大概相当适应这中介中的紧张状态。
例如，若战争是理念悲剧的表现，那将这个悲剧置于其发展过程中的哲学教授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它。
他能够说：“人民的精神健康是依靠理念维持的，这就如同风保护池水不至腐败一样。”
或者还能够说：“人民在历史中失去其独立是值得的，因为他们的自由因为害怕死亡而死亡。”
黑格尔所有这些思想演变在柏林发表的《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这些思想演变承继了他青年时代的浪漫的生命主义以及壮年时期对于1793年恐怖时期或大革命时期战争的具体思考。
马克思并不适应这种最终归于沉思的理念主义。
他相信矛盾的实际的解决方法，相信理想与现实在其中合二为一的实在的合题，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理念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玄秘。
马克思坚决地重新安置黑格尔头足倒置的体系，他要把理念牢牢地扎根于现实之中，而且要完全地实现理念。
这两位思想家的不同随时都可显示出来。
黑格尔特别指出“一国人民拥有与世界精神在这国人民中间所达到的意识相适应的宪法”
。
但这种意识可能已被超越，“于是”
，马克思说，“革命是必要的，而且应该去进行革命”
。
黑格尔同样认为，立法权所做的只是实践宪法；但是，这种实践最终改造了宪法本身。
为什么不可以明确地说，正是这种除了是社会的人的权力别无他是的权力产生了宪法呢？立法权本身就是宪法的一部分。
但宪法也不是孤立形成的。
黑格尔认为今后需要发展的法律要求被确立起来……冲突很简单；立法权是宪法的权力同时也是执法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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