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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以往的全部历史中，生产活动造成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依赖。
大众被剥夺了成为自由和自尊的人的机会，因为他们始终被迫处于卑躬屈膝的依附者——奴隶、农奴或无产者——的地位，而他们所服从的人虽然像他们一样属于公民或国民，却可以通过切断他们与生产资料的联系而任意剥夺他们的生活。
这种奴隶般的依附地位所必然造成的非人化，由于剥削者强加于多数人之上的贫困而进一步加剧。
更进一步而言，生产过程从一开始就具有马克思所谓“自然”
的特点，因为人的某些自然差别（体质、能力等等）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分工，由此所确定的生产关系是强加的或非自愿的，因而就其不是人自己选择的结果而言它是自然的。
所有这样的分工的原型是男女在繁衍种族过程中的职能划分。
这种划分后来发展为实行于家庭中的更普遍的劳动分工形式。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分工日趋复杂、精细，特殊的职业相应被严格限定。
由于人被生产条件迫使成为牧人、钳工或提琴手，他们被剥夺了全面、自由发展的机会。
人成了残缺不全的人，愚蠢荒唐的劳动分工妨碍人成为完整的人，因为对完整的人来说劳动不是痛苦而是快乐的源泉。
当这种分裂在个人身上发生的同时，同样的过程也产生于人们之间。
织布工与面包师作对，农人与商人竞争，城里人对抗乡下人，体力劳动者反对脑力劳动者，整个社会因此是一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战场就是物质利益，它是人们之间进行斗争的前提条件，而斗争则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
最终，社会分裂为两个阶级，一方是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另一方是利用生产资料从事生产的多数人。
社会生活的分裂集中体现为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马克思使用的德语词是burgerlicheGesellschaft，可译为市民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
人的生活的完整性的破坏是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分裂的结果：“在政治国家获得真正发展的地方，个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和尘世的生活，一种生活存于政治共同体，他在其中算作是该共同体的成员，而一种生活存于资产阶级社会，他在其中作为私人而活动，视他人为工具，也将自己降低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
对马克思来说，市民社会意味着在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个人主义的飞地，与共同体对抗的私人王国，因为在目前情况下的政治社会中，共同体只能找到其腐败的表现形式。
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远不是政治社会的同义语，它是政治社会的次政治的同类物，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说，“市民社会”
的对等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
，甚至是“市场”
。
市民社会是这样一个层次的共同生活，其本质特点是人的自我确证，人与他人相对抗，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拥有不可转让、不可削弱的权利。
这些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虽被洛克一类的思想家视为人的自由和人性的保证，但却遭到了马克思的拒斥，因为他认为维护这些权利就是维护人的非人化。
马克思对西方立宪主义之主要原则的战争切不可误以为只是小规模的战斗。
根据马克思，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所有共同利益的全面否定显然都源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
就由一切人参与并为了一切人而言，生产是社会的活动，但如果生产制度是自私的、个别的、因而是反社会的，那么生产就不可能人道地、合理地进行。
迄今存在的生产方式和财产制度造成了人自身以及人们之间的分裂和冲突。
如何使分裂的社会不致分崩离析？或更确切地说，如何防止多数人摆脱少数人的强制？根据马克思，国家政权是少数压迫者所发明的力量，目的在于将多数人控制在秩序之内。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社会分化的必然产物，而社会分化又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结果。
这并不是说政府的产生与多数人无关。
马克思承认，所有的阶级共同维护了政府，因为他们尊敬和服从政府及其强制力；但这不过是说，由于物质条件的不完善，人们被迫在自身之上设立自己的暴君，也就是说，人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反对物。
马克思相信，只要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依然处于受压抑、屈从于需要和服从他人的状况，他们就不能过完全的人的生活；因为充分的人性需要摆脱各种束缚而获得彻底的解放。
如果说马克思以自己的名义使用过“自然状态”
一词，那他也是以此来指人不能完全统治自然的状态，即同自由相反的状态。
只要人处于受束缚的境地，像处于政府和“市民社会”
的统治下那样，他们就会被迫通过他们自己创造的制度而促进他们自己的非人化。
在结束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概括介绍以前，我们有必要对以上所述加以解释，同时说明马克思何以把需要的状态和共同存在的政治社会状态看作是人类的奴役或他所谓的异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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