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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了的政治信念的词汇支配的言谈所取代。
无疑，那些“意识形态”
论说最近的反对者对他们的事业有相似的想法。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将遭受马克思和其他人的事业遭受的同样挫折。
他们企图提供的知识无法将政治论说变为一种证明；它最多能提供一种信念的词汇，可以用它来阐述稍微可靠些的基本原理。
不应该藐视这些基本原理：它们是政治活动出现以来每个政治家就在寻找的东西。
但基本原理不是公理，它们也不是关于人类行为的无条件知识命题。
如果我看上去好像在表达对企图证明它推荐的东西的“正确性”
的政治论说的不满，我不希望人们因为这个缘故，以为我认为这种政治论说纯粹是错误。
所有政治论说都企图去说服，必须将所谓证明性政治论说认作是企图通过去证明的样子来说服的论说。
既然它达到其目的肯定有条件，就一定不能认为它是纯粹错误，而是适合于某种听众的论说。
但那是将使我们离题太远的另一个问题。
公共事务非常重要，不可能不希望我们能以证明的方式论证我们的建议，维护我们的决定；唯一可预期的就是一直在寻求这么做的方法。
但是，虽然承认这些努力是可理解的，甚至是值得赞许的，不承认它们可能在政治中造成的损害也是不明智的。
我们不可能被一个声称能证明他建议的东西的“正确性”
的人欺骗；但一个人谈论他建议的方式暗示它们的适当性是可证明的时，我们容易被过分打动。
这太常见了：天真地将公理的地位赋予只是意见的东西，是许多当代政治论证的毛病。
此外，通过暗示我们一定不能有时只根据我们深信的勇气来作选择，或通过暗示我们能根据某些我们对之没有责任的公理或“规律”
来回避作这些选择的责任，对证明性政治论证的渴望可能腐蚀我们。
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对证明性政治论证的渴望可能使我们不满日常的政治论说，因为它不是证明性的，我们可能被诱使认为它是一种非理性。
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它是一个错误，因为处理猜测和可能性，权衡形势利弊的论说是推理，它是唯一一种适于实践事务的推理。
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和伊索克拉底是比柏拉图和马克思更好的指导。
因为反思与论证不能被证明放弃它们就是灾难性的，因为它容易使政治论说名誉扫地，我们会倾向于完全不用它来行事。
或者，它可能阻止唯一一种能改进我们政治论说质量的思想努力。
我指的是这种努力，它这样来理解我们的“原理”
和我们“承认的善”
，将它们每一个认作是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道德责任所作的选择，这样，每一个都得到了应有的承认，没有一个会成为专横的东西；这种努力使我们致力于现实的，而不是想象的形势；这种努力用相关的论证来支持我们的建议，在这些论证中，猜测不会被误作确定性，意见也不会被误作证明性真理。
（张汝伦译）
[1]选自《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古希腊的演说家和修辞学教师。
——译注
[3]保卫者，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指军人和哲学家，也就是城邦的管理者和统治者。
——译注
[4]墨林，中世纪传说中的魔术师和预言家，亚瑟王的助手。
——译注
[5]约阿基姆（JoachimdeFiore，11301135—12011202），意大利神秘主义者、神学家、圣经注释家、历史哲学家。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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