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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消灭这个问题。
不管是否出于自觉，马克思终其一生都低估了作为一股独立力量的民族主义——这种幻觉使他的门徒在20世纪对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作出了错误的分析，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付出了性命，它也导致了对我们这个时代历史进程的许多错误的诊断和预测。
尽管马克思有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观点，但是他没有正确说明民族主义的来源和性质，低估了它的作用，正像他低估了作为社会中一个独立因素的宗教的力量一样。
这是他的伟大体系中的主要弱点之一。
我们再次看到了为逃避不堪忍受的现实所作的努力。
狄斯累利在面对类似的困境时，让自己认同于英国的地主贵族和绅士，他向那些乡绅和大地主施展魔法，直到他们接受了他的变形记。
就像他一样，马克思也穿上一件制服，这使他能够摆脱自己原有的紧身衣，加入并改变一场运动和一个政党，它们没有他在其中长大成人的那个社会群体的创伤。
简言之，正像全世界都知道的，马克思让自己认同于一股社会力量，没有财产的工人这一伟大的国际主义阶级，他能够以它的名义吼出自己的诅咒，他的著作将武装这个阶级，使它取得必然的胜利，因为在他看来，这种胜利是由他真心相信的东西所承诺的：行动的理性，建立一个和谐、合理的有机社会，结束使人类的言行受到扭曲的自我毁灭的斗争——一句话，它就是无产阶级。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中的个人——没有技能的工厂工人、矿工或无土地的劳动者——没有什么亲切感，就像狄斯累利对英国上层阶级的核心人物一样。
也就是说，这个群体只是狄斯累利和马克思各自选中的研究对象；它是他们的臣属，是他们放置盟约的柜子；他们使自己成为它的诗人、它的牧师，尽管马克思声称有科学家的身份；然而他们仍然是处在这个群体之外的观察家、分析家、鼓动家、盟友、赞美者和领袖，但他们不是它的成员，不是它的血亲。
在马克思那儿，无产阶级始终是个抽象的范畴。
马克思了解贫困，他知道屈辱的滋味；他准确地把握住了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现代工业化的动力，看透了它的伪装和虚饰，在这一点上他前无古人。
他用因为义愤和仇恨而犀利无比的眼光，和一定的智力及预见力，看清了他那个时代资本家的思想和活动，不管是在总体上还是具体的事例上，对于充分发达的工业社会，过去还从来没有得出过这样的认识。
但是，当他谈论无产阶级时，他所谈论的并不是真实的工人，而是抽象的人类，有时甚至仅仅是义愤填膺的他本人。
当他否认各阶级之间可以做到休战或妥协时，当他向相互理解的呼吁发出谴责，并预言后来者一定居上，今天趾高气扬当老爷的敌人在革命之日到来时必将被彻底粉碎时，他所说出的似乎是一群贱民数百年来受到的压迫，而不是那个最近崛起的阶级受到的压迫。
资产阶级及其代理——政府、法官和警察——是无归宿的世界主义者、革命的犹太知识分子的迫害者，而后者则是受屈辱的人类的复仇者。
正是这些观点，赋予了他的话以**和现实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话深深打动了那些和他一样的人：一个遍布世界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疏离者；资产阶级或贵族的反叛子弟，被他们自己的阶级所支持的制度的不公正、不合理和丑陋现象所激怒的人。
马克思过去是向这些人说话，现在仍在向他们说话，他虽然表面上是以工业化国家的工厂里的操作工的名义向全人类发言，但对他们并没有多大直接的作用。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马克思本人作了特殊说明之后才被建构起来的一个阶级。
它在他的学说体系中的作用，类似于它的对立面——《科宁斯贝》、《坦科瑞德》、《康塔利尼·佛拉芒》中的种族精英——在狄斯累利那儿所起的作用。
那是作者的声音，是一群被理想化的人，他让自己认同于这个群体和它的不幸；是使他可以向目标开火的阵地。
这个体现着作者观点的阶级，不管谈到过多少它的具体内容，仍然是理想化的。
让我重复一下我的论点。
当马克思为无产阶级说话时，尤其是当他断言在无产阶级和资本家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所以不可能取得调和，从而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和人类的）历史时；当他坚持说没有共同的基础，因此不可能通过诉诸共同的正义原则、共同的理性、共同的幸福愿望——因为这纯属子虚乌有的东西——使人类化敌为友时；同样，当他谴责求助于资产阶级的人性或责任感不过是受害者病态的幻觉时；当他宣布发动根除资本主义的战争，预言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历史本身、是人类理性对人类非理性的必然裁决时——当他说出所有这一切时（他确实是说出这些话的第一人，因为清教徒和雅各宾党人至少从理论上同意劝说和协商的可能性），人们不禁会认为，这些话是出自一个高傲而好战的贱民之口，与其说他是无产阶级的朋友，不如说他是长期受屈辱的种族中的一员。
《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还有《资本论》中的那些论战篇章，都是这样一个人的著作，他向统治体制挥动着拳头，以古代希伯来先知的方式，代表选民发话，他宣布了资本主义的重负，这种邪恶的制度的厄运，以及那些看不见历史的过程和目标，从而必然自我毁灭和消亡的人将会受到的惩罚。
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理想化，尽管他本人宣称反对这种虚构。
这种做法本身就反映着一种理想化的个人形象，他渴望让自己认同于一个没有经受过他那些特殊伤害的群体。
这里我不想讨论马克思对工业社会和工业文化的分析的正确性。
我只想谈谈他这种分析在他本人的人格和困境中的心理根源。
他的形象转换是从一个激进的记者的角色变成了一群同他本人的处境相去甚远的人的组织者和领袖，这至少部分地是因为他需要它，因为他是个局外人，因为在一个对社会和民族身份有强烈意识的社会里，他的资格令人生疑。
他改崇基督教给他带来的，就像谢立丹的《少女的监护人》（TheDeunna）一剧中的路易莎所说的，是“《新约》和《旧约》之间的空白”
（狄斯累利也曾把这句妙语用于自己），因此他需要找到一个可靠的立足之地，他可以从这里投出他的长矛，组织他的势力。
马克思在其一生确实会见过一些无产阶级的成员，但数量并不很多，而且他从未同他们变得十分亲密。
他向他们布道；他告诉他们应当去做什么；他感动过英国的工会领袖；他领导着第一国际，但是他的朋友，那些能和他交谈的人，都是和他本人一样的déclassés（没有阶级归属的人）：恩格斯、弗莱利格拉特和海涅。
尤其是海涅，因为他的祖先、他的社会观和个人观，都与马克思很相似；他们对自己的出身都怀有不堪忍受的烦恼，他们没有像狄斯累利那样，把这种烦恼变成一种夸张的傲慢，而是视为一个令人心烦的事实（其他一些有才华而又极敏感的人也是如此，例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的主角，也受到类似的祖先问题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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