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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成了包括马克思所说的“封建”
以及“亚细亚”
在内的巨大的混合体。
在所有这些方式中，剩余基本上被行使政治、军事权力的统治阶层所占用。
对沃尔夫的泛泛分类，借用塞米尔·阿明的话来说，尚有许多探讨的余地。
但这种分类的缺陷在于，“从属”
方式显然包括了生产能力处于全然不同阶段的各种社会：从西方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制到中华帝国；从没有城市的经济到已经城市化的经济。
因此，他的分析仅隔靴搔痒地触及了从属方式的一个变体为什么以及如何、在何时会产生发达的资本主义这些核心问题。
简言之，生产方式的分析必须基于对有效的物质生产力研究的基础上：这种研究既包括对技术及其组织的研究，也包括对经济学的研究。
我们不要忘记，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这同一篇文章中，其后半部分也是经常被人引用的，马克思在此指出，政治经济学是对市民社会的解剖。
因此，从某一方面来说，对传统的生产方式及其变革的分析必须要加以发展——实际上，近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已经这么做了。
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实际转变，时常被人按照随意的和单线的标准来衡量：有人认为，在每种方式内部存在着一种产生活力的“基本矛盾”
，也存在着导向变革的各种力量。
这种人大概并不知道，上述看法就是马克思本人的见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部分除外——这个见解在解释其他社会，尤其涉及西方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理所当然地导致了巨大的困难，并引发了无尽的争论。
看来，作以下两个假设显得更有使用价值。
第一，存在于生产方式内部、逐渐破坏生产方式稳定的基本元素包含着转变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但由于它们依赖于生产方式的结构，还就可能转变的特定类型设置了一定的限制。
第二，导致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转变的机制可能不仅仅来自该生产方式的内部，还可能来自不同结构的社会的融合和相互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发展都是混合型发展。
我们不能去寻找那些具体的区域状况，是它们导致了地中海地区古典古代特殊制度的形成，或者说导致了西欧庄园和城市中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我们应该放眼通向各个社会的各种不同的途径，在那些枢纽和交会点上，上述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地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种研究方法——在我看来，恰恰符合马克思的精神，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从马克思的原文中找到依据——很容易去解释在向资本主义前进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的共存现象，以及那些被资本主义渗透和征服但却没有按那种途径发展的社会。
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注意到了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学家越来越认识到的事实，即这种制度的发展本身是一种混合型发展，它依赖于先存的原料，对此加以利用和改造，同时又被这些原料所改造。
近来对工人阶级的构成和发展的研究已阐明了这个论点。
实际上，过去25年世界历史中已发生了这种深刻的社会转变的一个原因，是类似的前资本主义的因素（迄今为止资本主义运行的核心部分）最终被资本主义的发展侵蚀得太多，使它们无法发挥曾经发挥过的重要作用了。
我在这里想到的，当然是生产方式的派系问题。
让我们回到这篇演讲开头提出的马克思对于历史学家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的问题。
马克思仍然是任何较为规范的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迄今为止——他是唯一在方法学上试图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阐述，并设想和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的学者。
就这方面来说，马克思要高于马克斯·韦伯，他是马克思唯一真正的对手，他对历史学家产生了理论上的影响，在许多方面作了重要的补充和更正。
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的、无须韦伯学派增补的历史学是可以想象的，但对韦伯学派而言，除非它把马克思，或至少把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的课题作为它的起点，否则它就是令人无法想象的。
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进程，就意味着，即使你不接受马克思的答案，但你至少要提出同样类型的问题。
同理，如果我们希望解答隐含在第一个问题中的第二个大问题，我们就得提问：为什么这种发展是不均衡的、非直线型的，而是异常零乱、异常混杂的呢？唯一有人提出可供选择的另类答案是以生物进化标准（如社会生物学）所作的阐释，但这些答案通常是不合适的。
马克思没有给这个问题画上句号——远远没有——但他确实为这个问题开了头，我们仍然有义务把马克思开创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我演讲的主题是马克思和历史学，我在这里的任务不是去预先阐明今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题或应该以什么为主题。
但在没有述及下面两个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主题前，我还不想下结论。
第一个主题我已经论述过，就是所有社会或社会体系发展的混杂性和复合性，它们与其他社会体系、与过去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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