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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同样一开始就遇到由这个方法带来的困难（就是说，马克思遭遇到从李嘉图那里得知的那些困难）。
两人都没有对垄断和我们现在称为不完全竞争的现象说过任何有帮助的话。
两人都以同样的论据来答复批评者。
不过马克思的争辩较缺礼貌、较为冗长、更有“哲学气味”
——从这个词的最坏意义上说。
谁都知道，这种价值理论不能令人满意。
在有关这种理论所进行的连篇累牍的讨论中，的确不全是单方面正确，它的反对者使用了许多错误的论点。
实质性的争执点不在于劳动是否是经济价值的真实“来源”
或“原因”
。
这个问题对要由此推断出产品伦理权利的社会哲学家可能有极大兴趣，马克思本人对问题的这一方面当然不会不感兴趣。
因为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无论如何它必须叙述或解释实际过程，更重要的是查问一下作为分析工具的劳动价值理论工作得怎么样，而使用它的真正困难就在于它工作得非常之坏。
首先，在完全竞争以外的情况下，它完全不起作用。
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除非劳动是生产的唯一要素和所有劳动都是同一性质，否则它绝不会顺利地起作用。
[17]假使两个条件中有一个不齐备，就必须使用外加的假设，而分析的困难会很快增加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因而根据劳动价值理论的路线推理等于根据一个没有实际重要性的十分特殊的事例进行推理，虽然，如果用大致近似相对价值的历史趋势的意义来解释它，还可能为它说出一些道理来。
取代它的理论——最早的，但现在已过时了的形式称作边际效用理论——可以说在许多方面都比它优越，其真正的优点是具有大得多的普遍性，可以同样恰当地应用于各种条件，一方面它适用于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同样适用于存在其他要素和存在许多不同种类、不同性质劳动的情况。
此外，如果我们把上面提到的限制性假设引入这个理论，就会推得价值和使用劳动量之间的比例。
[18]因此，应该很清楚，不但马克思主义者怀疑（如一开始他们想做的那样）边际效用价值理论（这是他们面对的）的正确性是完全荒谬的，而且称劳动价值理论为“错误”
也是不恰当的。
无论如何它已经死掉并已被埋葬。
但是，即使我们把这一点放过去，我们仍面对由于出现大批生产资料形式的资本（其本身也是生产出来的）而引起的困难。
在李嘉图看来，这个问题很简单：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一章著名的第四节中，他丝毫不加怀疑地介绍和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把诸如厂房、机器和原料等资本货物用于生产一种商品的地方，这种商品出售的价格将使那些资本货物的所有者获得一份净收益。
他懂得，这个事实和从投资到产出可售产品之间的时间长短有某种关系，当经过的时间在各产业中不一样时，它将迫使产品的实际价值偏离“包含”
在产品内的工时——包括投入生产资本货物本身的工时——的比例。
他冷静地指出这点，好像这个现象符合而不是和他关于价值的基本定理抵触，除此之外，他实际上没有再深入一步，而是把自己局限在由这方面引起的某些次要问题上，显然相信他的理论依然是论述价值的基本决定因素。
马克思同样介绍、接受和论述同一事实，从不怀疑它是事实。
他也了解，这点看来会拆穿劳动价值理论的虚假性。
但他认出李嘉图对这个问题处理得不适当，所以当他按李嘉图提出的形式接受问题本身时，开始认真地钻研它，在李嘉图花了几句话的地方，他花费了几百页的篇幅。
（3）马克思在这样做的时候，不仅显出他对有关问题的性质有更敏锐的感性认识，而且改进了他接受下来的概念机制。
例如，他为了自己的目的，以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工资）之间的区别代替李嘉图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用以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关系为根据而又比它严密得多的“资本有机构成”
的概念，代替李嘉图关于生产过程持续时间的初步观念。
他还对资本理论做出许多其他贡献。
但我们现在只限于讨论他对资本净收益的解释，即他的剥削理论。
群众并不总是觉得被损害和受剥削。
但为其制作观点的知识分子一直告诉他们，他们在被损害和剥削，而没有任何精确的东西说明这一点。
没有这个用语，马克思即使想做也做不出什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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