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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创立的组织是以他们的牺牲换来的。
《共产党宣言》激励了大多数现代大工会的创立者。
通过引用它的语词，这些工会的创立者才能够把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团结起来，为反对恶劣的条件和入不敷出的工资而举行罢工。
那些语词支持着罢工者的信念，他们决不会白白地牺牲，他们宁愿看到他们的孩子挨饿也不愿意屈服于所有者们提出的更高投资回报要求。
这个已取得如此建树的文献将永远保留在我们的思想精神遗产宝库中。
因为《共产党宣言》详细阐明了工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的东西：工人正处于“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
的危险之中，而“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
。
在欧洲和北美，这个危险至少暂时得到了避免，这要感谢曾经读过《共产党宣言》的工人们的勇气，要感谢他们因此而更勇敢地提出分享政治权力的要求。
假如他们坐等他们的上级发布基督的善心和博爱，那么他们的子女可能仍然是文盲，仍然处于营养不良的状况之下。
《福音书》和《共产党宣言》的语词提供的勇气和激励或许是相等的。
不过在许多方面，《共产党宣言》是比《新约》更值得向年轻人推荐的著作。
因为《新约》的道德缺陷在于它的彼岸性，在于它暗示我们，可以把我们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我们个人得救的机会——同我们参与为结束无穷无尽苦难而进行的共同努力分离开来。
《福音书》中的许多段落向奴隶主暗示他们可以保持鞭打奴隶的权利，并且向富人暗示他们可以保持让穷人挨饿的权利。
因为他们反正已在走向天国的途中，作为他们信奉耶稣基督的结果，他们的罪都已经得到了宽恕。
《新约》是一个古代世界的文献，它接受了古希腊哲学家的一种核心信念，认为对于普遍真理的沉思是人类的一种理想生活。
这个确信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人类生活的社会条件在任何一个重要方面都决不会发生变化：我们将永远与穷人生活在一起，也许我们还将永远同奴隶生活在一起。
这个确信导致《新约》的作者们把注意力从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类未来的可能性，转向了对于我们死后在天国得福的希望。
这些作者能够想象的唯一乌托邦便只能是来世。
我们现代人胜过古代人——无论异教徒还是基督徒——的地方在于我们能够想象一个现世的乌托邦。
欧洲和北美在18世纪和19世纪经历了人类希望中心的重大转变：从永世转向未来，从如何赢得上帝恩宠的冥想转向如何为后代的幸福制订计划。
这就是说，不用借助于非人类的力量，也能使人类的未来不同于人类的过去，这一见解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十分壮丽的表达。
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新文献来向我们的孩子们提供激励和希望，它既摆脱了《新约》的缺陷，也弥补了《共产党宣言》的不足，那是再好不过。
如果有一个改良主义文本，它没有前两个文本的启示性特点，它不说所有一切都得更新，也不说正义“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那当然不错。
如果有一个文献详细阐明一个现世乌托邦的细节，而不向我们保证，一旦某个决定性变革发生之后，一旦私有制废除之后，一旦我们全都在内心接受耶稣之后，这个乌托邦将充分而迅速地出现，那当然很好。
简言之，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不需要预言，不需要知道决定历史力量的断言，也就是说，不需要这些一再做出的保证而能够继续保留美好的希望，那是再好不过了。
或许有朝一日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文本留给子孙，它没有提出预言，但是仍然表达了《新约》所表达的对于博爱的相同渴望，它仍然像《共产党宣言》那样充满着对最近发生的各种非人道形式的精辟描述。
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感激这两个文本，是它们帮助我们改善自己，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我们的愚蠢自私和暴虐成性。
（张国清译）
[1]选自《后形而上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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