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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文化的商品市场只提供能够进行公共对话的媒介：任何观念，除非能够进入市场出售给现代人，否则就无法为现代人所知并改变他们。
因此，知识分子不仅仅要为了面包依赖于市场，而且也要为了精神食粮依赖于市场——而他们知道，这种精神食粮的提供是不能依靠市场的。
很容易明白，为什么被这些模棱两可所困的现代知识分子会想象激烈的出路：处于他们的状况，革命的观念将出自最直接而强烈的个人需求。
但鼓舞了他们的激进主义的社会条件也可以阻挠这种激进主义。
我们看到，即便是最具颠覆性的观念，也必须通过市场的媒介展示自己。
就这些观念吸引并且唤起了人民而言，它们就会扩展并且丰富市场，从而“增值资本”
。
假如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看法是准确的，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它将产生出一个激进观念的市场。
这种体系要求不断的革命化、动乱、**；它需要不间断地得到动力和压力，以便保持它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利用和吸收新的能量，让自己达到新的活动和成长的高度。
不过这却意味着，那些公然宣称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和运动，也许恰恰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那种激励物。
资产阶级社会有着永不满足的破坏和发展的冲动，并需要去满足自己创造出来的永不满足的需求，于是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旨在摧毁自己的激进观念和运动。
但它的发展能力却能使它否定它自己的内在否定：滋养自己并由于反对而繁荣，处于压力和危机之中反而比处于和平之中更加强壮，将敌意转化为亲密并将攻击者转化为不自觉的同盟者。
于是，在这种气候中，激进的知识分子遇到了根本的障碍：他们的观念和运动有化作一种现代烟云的危险，尽管这种现代烟云会消解他们正在努力加以克服的资产阶级秩序。
在这种气候下给自己罩上光环，就是试图用否认危险的办法来摧毁危险。
马克思时代的知识分子特别容易受到这种糟糕的信念的影响。
甚至当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的巴黎发现社会主义的时候，戈蒂埃[6]和福楼拜就已在发展他们神秘的“为艺术而艺术”
，而孔德周围的一伙人也正在构筑其自己与之平行的神秘的“纯科学”
。
这两个团体——有时候彼此冲突，有时候彼此交融——都把自己神圣化为先锋。
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敏锐而犀利，同时却荒谬地自鸣得意地相信，自己有力量超越资本主义，能够超越其规范和要求而自由地生活和工作。
马克思抹掉他们头上的光环的要旨在于，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没有人能够如此纯粹，如此安全，如此自由。
市场的网络和模棱两可，是每个人都逃避不了的。
知识分子必须认识到他们自己——既在经济上也在精神上——依赖于他们所鄙视的资产阶级世界的深度。
除非我们直接地开放地面对这些矛盾，否则就永远也不可能克服它们。
这就是剥除光环的意义所在。
这个形象，就像文学和思想史中所有出色的形象一样，包含着它的创造者无法预见到的深度。
首先，马克思对19世纪艺术和科学先锋们的指责同样也深刻地指责了20世纪列宁主义的“捍卫者”
，因为他们作出了一个相同的——同等无根据的——主张，要超越粗俗的需求、利益、利己主义的算计和残酷剥削的世界。
其次，它对马克思自己的浪漫的工人阶级形象提出了疑问。
如果成为一个雇佣劳动者是与拥有光环相对立的，那么马克思怎么能够把无产阶级说成是新人的阶级、能够独一无二地超越现代生活的矛盾呢？的确，我们还能把这种质疑推进一步。
如果我们遵循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展望，面对它特有的全部嘲弄和模棱两可，我们怎么能够指望有人可以超越这一切呢？
我们又一次遇到了我们以前遇到过的一个问题：马克思的批判性远见与它的激进希望之间存在着张力。
我在本书中强调的东西倾向于马克思思想中的怀疑的和自我批判的潜流。
有些读者可能倾向于仅仅对这种批判和自我批判感到震动，而把那些希望当作乌托邦和素朴的东西不加考虑。
然而，这样做将会忽视被马克思视为批判性思想的本质的东西。
马克思所理解的批判是一个运动的辩证过程的组成部分。
它意在变动，意在推动和鼓舞受批判的人去克服他的批判者和他自己，意在推动双方走向一种新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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