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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我即转到陕西省文管会领导的“秦俑坑考古队”
。
作为一名考古队员，我参加了秦俑二、三号坑的试掘和测绘；接着正式发掘一号坑，随后参加编写秦俑一号坑考古报告，并独立完成“兵器”
等章节的写作。
由于陕西省文管会的“秦俑坑考古队”
领队没有科学发掘知识，违反田野操作规程，管理工作混乱，在1979年全国考古学会成立之后，中央接受了夏鼐等16位专家的报告，停止发掘秦俑，检查总结。
从1985年7月起，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重新组建了“陕西省秦始皇陵考古队”
，并由我担任常务副队长，全面主持秦始皇陵区考古及开展秦俑一号坑的发掘。
我在自己的权限范围之内，对人员组成、工作秩序都做了切实的整顿，并制定出“技术性规程”
等制度11种。
随之，1986年3月，就恢复了停工4年半之久的一号坑发掘。
我仅用了8个月时间，就科学地发掘了5个探方，计面积两千多平方米，出土量可达到近一万立方米，发掘的陶俑近千件，还有更多的迹象与珍贵文物。
这年的丰硕成果，相当于过去考古队4年工作的总和。
特别是我们的科学发掘程序和严格有效的管理，得到了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赞扬。
省文物局和省考古研究所领导也交口称道，认为是为陕西省挽回了面子。
秦俑博物馆更是满意，因为我按制定的“分工明确，密切配合”
的协议，给他们带来了展览的方便和经济效益。
从1990年5月起，由我兼任陕西省汉陵考古队队长，开辟了汉景帝阳陵陵园的大型考古工程。
尽管汉俑坑的发现及其丰富的内容被称作“陕西省继秦俑、法门寺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成果”
，博得国内外的关注，但秦俑与始皇陵的课题研究并没有因阳陵事务的缠身而中断。
1994年，我的《秦始皇陵研究》（30万字，陕西人民出版社）、《秦俑专题研究》（72万字，三秦出版社）和《秦物质文化史》（合著，53万字，三秦出版社）三大部学术专著同时出版。
如果加上我在1988年出版的《秦陵彩绘铜车马》一书，可以说我的研究涵盖了当前秦始皇陵考古的三大课题。
若算上我随之出版的《咸阳帝都记》一书中专章把陵园视作都城组成部分的论述，想来我的学术贡献当是无愧于在秦俑坑待过的14年岁月！
我终于给看尽人情变化、世态炎凉的秦俑，留下了一块难以磨灭的“纪念碑”
！
因为今后秦俑的出土，只能是数量的增加罢了，其结构、内容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当我主持发掘汉阳陵南区从葬坑的初期，工作千头万绪，繁忙、困顿，但也令人振奋。
这时，一位斯文沉静的青年突然来访。
那就是后来以秦俑为主题写出《世界第八奇迹》和《复活的军团》两书的作者岳南先生。
记得当初他还是某军事艺术学院的学生，时间是1991年4月4日，采访的内容是却是秦将军俑头被盗的责任问题。
一开始，我以冷淡的态度响应之，认为他只是换个手法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力罢了。
不料他穷追深究地发问，才使我看到他是位有正义感而严肃好学的热血青年。
尽管我尽情倾诉，但对所谈的结果是不敢寄任何希望的。
五年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岳南来自北京的信，方知他工作的着落，也明白了他内心有着一架衡量是非曲直的天平。
对这样一位不随波逐流、敢为人民喉舌的青年作家，我怎能不肃然起敬呢？由书信往来，随着相互了解和情感的加深，我看到他的艺术才华和追求历史真实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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