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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身心受到强烈震撼的同时，当即断言：“这是两千年前秦代的士兵形象，为国家稀世珍宝。”
自小喝渭河水长大的蔺安稳，太熟悉自己的故乡了。
周幽王戏诸侯的烽火台、杨玉环洗凝脂的贵妃池、项羽火烧阿房宫、刘邦智斗鸿门宴……无数流传民间的故事伴他度过了天真活泼的少儿时代。
当他还是一名中学生时，便按照父辈讲述的故事，四处寻觅遗迹，秦始皇陵那高大的土冢由此成为他嬉戏的乐园。
他曾无数次从陵冢的封土上滚下，又无数次攀上去，这里留下了他童年的足迹和青春的梦。
1964年，23岁的蔺安稳结束了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的4年大学生活，迈进新华社国际部的门槛，开始了记者生涯。
由于他“根正苗红”
的家庭出身和积极向上的工作热情，组织上于1965年送他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准备学成后派往国外任驻外记者。
但是不久“**”
爆发，血气方刚的蔺安稳当时既倔强任性又得理不让人，他写了一张《和陈伯达、戚本禹商榷》的大字报张贴出来，以驳斥陈、戚两人的观点。
就是这张大字报，使他罹获“炮打中央文革”
的罪状，很快被隔离审查。
由于当时的形势越来越乱，原来审查他的人也受到了审查批判，混乱之中一时无人管他，这样使蔺安稳有了许多空闲时间，对历史很感兴趣的他就捧起《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津津有味地研读起来，对其中有关家乡的秦始皇陵修建情况及秦始皇的生平事迹更是格外注意，并熟记于心。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功底，他才能对面前的陶俑做出大胆的判断。
此后，蔺安稳多次找赵康民了解发现经过，交流对陶俑的看法，又到西杨村打井工地进行实地踏勘，找打井干部、社员交谈。
通过一次次的座谈和调查得知，当地农民过去由于打井、平整土地等生产活动，陶俑曾几次露头出土。
有位70多岁的老人说，在他10岁时，他父亲也曾在这一带打井，本来已挖出了水，但不几天水就没有了。
后来再向下打，发现地下有些空隙（秦俑坑是半地下建筑，被焚塌陷，俑被压坏，其间有些空隙），水就流走了。
当时他父亲在井底四壁发现过像人的残损“怪物”
，认为是这些“怪物”
在作怪，才打不出水，就把它们提上来，放在太阳底下曝晒，结果还不见井里出水，一气之下，就把它们吊起来，用棍子打个粉身碎骨……
6月24日，蔺安稳怀着兴奋、激动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匆匆乘火车回到北京。
当天晚上他来到东单人民日报宿舍，找到大学时最要好的同班同学王永安，原原本本地向他讲述了这次返乡的奇遇。
王永安于1964年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对当时正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升腾、轰轰烈烈的批儒评法，宣扬秦始皇法家路线的政治新动向十分关注。
蔺安稳动身回乡前，到这位同学家告别，王永安当即写了一首《西行》的古体诗送别：“当年孔丘不到秦，碍是法家剑光阴。
君今西行临潼去，纵横剖析始皇坟。
论昔终极为颂今，映红骊山新女神。
凭那朔风阵阵起，莫锁华清水一盆。”
从诗中可以看出，王永安想让蔺安稳对秦代政治中心的家乡的有关情况多加留意，抓点时髦的题材，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想不到蔺安稳真是不负所望，居然弄出了一件奇事。
听到秦始皇陵附近发现高大的武士俑，极富政治敏感的王永安立即意识到，这是研究秦始皇法家路线的重要实物资料，万万不能放过，如果写出来，一定会引起中央上层人物的重视。
当王永安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后，得到了蔺安稳的赞同，但围绕如何写稿的问题，王永安考虑了一阵又说道：“这么重大的考古发现，没有经过省、中央文物考古部门的认定，一下子见报恐有困难，不如先发内参，如能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到时再说下一步。
不过以你现在的处境，在新华社发内参怕难实现，我想些办法在《人民日报》的内参《情况汇编》上发，署名也最好不用新华社记者，可用‘中国新闻社记者’的名义发表。”
[4]蔺安稳对王永安的意见表示赞成，第二天一下班就关在宿舍里开始写作，次日上班就把稿子通过文件交换途径，当天就到达了王永安的手中。
只有高级领导人才能看到的“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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