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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陵考古队连续发生俑头被盗的重大责任事件，主要原因固然在主持队务工作的常务队长王学理身上，但是作为主管部门的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领导人，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前几年大兴安岭发生了火灾事故，将林业部长撤销了职务；驻湖南空军某部战士殴打学生致死，中央军委决定对该师师长撤销职务。
那么，林业部长、驻湘空军某师师长为什么要撤职？主要原因是他们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
无数事实证明，一些因官僚主义造成的严重后果，其危害及影响远远超过违法乱纪、贪污盗窃等问题的本身。
许多重大事故，大多与官僚主义者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有密切的关联，因为一切事情都不会是孤立的。
作为文物局、考古所一个下属单位的秦陵考古队，连续发生秦俑头被盗这样重大的责任事故，主管领导的官僚主义和严重失职也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理所当然地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可奇怪的是，关于将军俑头案重大责任事故的处理，对本来没有责任的普通考古队员强加处分，做了错误处理。
而对主管的领导者，却避重就轻、应付过关，对他们应负的责任事故不做任何处理。
这难道说他们真的没有责任和不该受到处分吗？我认为至少有这几方面的事实足以使他们受到处理：
“第一，作为主管部门的文物局、考古所，对秦俑这样大、这样重要的考古发掘工地，一不配备保卫专干，二不拨保卫专款，并对文物管理长期混乱的现状不认真检查，同时不认真落实安全制度和防范措施，导致了俑头连续被盗，使国家遭受了重大损失。
“第二，秦陵考古队修复方面的值班撤销长达1年之久，将军俑头这样贵重的一级甲等文物长期放置在杂品库中，局所领导竟全然不知，这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严重的失职又是什么？
“第三，作为主管安全的局领导×××来工地检查，当要查看杂品库时，王学理同志说里边没有什么，他竟轻信了王学理的话而没有认真履行自己的领导职责，对杂品库未做任何检查，以致酿成了库内将军俑头被盗的重大事故。
“第四，1986年11月25日，我当面对来工地的局领导×××和队长王学理等明确指出：秦俑工地大，文物贵重，需派一名专职保卫干部，但他们却置若罔闻，既不认真落实，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其最后的恶果是将军俑头案案发。
“记得在影片《汀泗桥之战》中有这样一个令人难忘的镜头：叶挺[1]曾当面严厉批评他的老同学黄琪翔[2]，对汀泗桥战役[3]失败的责任难道要推到一个下级军官的身上吗？这话寓意深刻，值得每个主管秦陵考古队的领导者深思和反省。
将军俑头案处分了考古队的3个人，事情似乎结束了，但事实上是对没有责任的普通业务干部不公正的处分，又制造了一桩新的冤案。
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得不发出呼吁，让上级领导和纪检机关对将军俑头案的处理做进一步彻底的复查，对事故主要责任者应严肃处理，对官僚主义应予以追究，对受错误处理的人应尽快平反昭雪……”
墙上的时钟敲响了12声，打断了刘占成满含冤屈悲愤的叙说，也向我提出了应迅速离开的警告。
我草草地收起采访本，道别了刘占成和他的妻子，在漆黑的夜色中向我所栖身的秦俑馆家属院最后一排单身职工楼摸去。
我躺在**，脑海中依然显现着刘占成那慷慨悲歌的样子。
四周极静，只有风声不断传来，我越来越感到刘占成的叙说已远远超出了案情本身，而具有了更加深层的意义和内涵，这个案子才更加扑朔迷离，像一团迷雾，难以令我看到真实面貌和窥视那曾发生及存在过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
既然我已踏进了这个神秘的区域，就索性辨清整个事情的真伪，透过弥漫的迷雾，去寻求一种更合乎情理的真实。
我决定去一趟西安，找当年的秦陵考古队常务副队长王学理，也许在他的心中会装着对事情的另一种全新的见地，我想在他的内心世界里，寻求一种更清新的东西。
注释：
[1]叶挺：原名叶为询，字希夷，广东惠阳人，1896—1946年。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北伐战争期间，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率部先遣作战，曾参加攻克平江、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等战役。
[2]黄琪翔：字御行，广东梅县人，1898—1970年。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1926年参加北伐，战功卓著，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兼第十二师师长。
[3]汀泗桥战役：北伐战争中的著名战役。
1926年8月，北伐军由湖南向湖北挺进。
直系军阀吴佩孚集结主力部队2万余人，据守湖北咸宁境内的汀泗桥。
该桥扼粤汉铁路线，三面环水，一面依山，形势险要。
26日，北伐军进攻受挫。
次日凌晨，叶挺独立团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绕至敌后，出其不意，插进吴军阵地，击溃吴部，占领了汀泗桥，并乘胜占领了咸宁，为北伐军直取武汉打开了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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