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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甲片和披甲的大小、形制等特征分析，这副马甲当是仿皮革制成的。
至于为何于此处埋葬马甲，在关于秦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均未提及。
参加发掘的部分考古人员认为，马甲的出现，可能要涉及对兵马俑坑的陶俑所代表的军队性质做重新的思考和定性，不过在铠甲坑的内涵未得到全面揭露之前，尚不能贸然做出最后的结论。
这批石质铠甲的发现，标志着秦始皇陵园的考古工作继兵马俑坑和铜车马发现之后，又一次新的飞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用铜丝和石片编缀制成的石质甲胄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也是前无先例的。
马甲推测复原图
白荣金（举杆者）与考古人员马明志等在铠甲坑工作
试掘出土的一大批形态精美、工艺高超、分布密集、种类繁多、保存相当完好的以扁铜丝连缀的石质甲胄，为世人展现了秦代甲胄的真实形态和风格，填补了考古资料包括秦兵马俑坑甲士俑装备中均无秦胄的空白。
而此次发现的石质甲衣做工精细，比已发现的兵马俑坑甲士俑的模拟性铠甲形制更精美、类型更丰富，大大增进了秦甲的研究内容。
从古代文献和考古材料来看，中国古代甲胄在殷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以皮革为原材料，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考工记·函人为甲》，较系统地记载了皮甲制作的工艺流程。
而考古发掘所见的中国最早的皮甲实物则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殷代大墓南墓道之中，发现时甲片皮质已腐朽，仅留有痕迹及黑、白、红、黄四色的图案花纹。
时代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沙浏城桥一号墓、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等大墓，都有皮质甲胄出土，这表明至迟到战国时期皮革还是防护工具的主要材质。
秦始皇陵园内石质甲胄的出土，在让现代学者们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的同时，对甲胄的制作、发展演变史，也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从秦始皇陵考古队段清波、马明志等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秦代的甲胄在中国古代甲胄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中国古代甲胄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这一时期虽然处于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处，但进攻性兵器仍以青铜质地为主。
与此相适应的、作为防御性兵器的甲胄，其质地仍以皮革为主，并且在此时已达到了顶峰时期。
此次发现的甲胄标本绝大多数是仿皮甲制作的，真实地反映着当时皮甲胄的形制特征。
在这批甲胄中，也有极少数如造型精美的鱼鳞甲和方形小甲片组成的札甲，这些甲衣则是仿照铁甲的模式制成的。
相比较而言，这种仿制标本比之其他同坑出土的铠甲，其形制更加完美和成熟。
从史料中可知，仿铁甲在西汉特别是汉武帝以后逐渐取代了皮甲胄的主体地位，并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这批石质甲胄从功用上看防护功能并不突出，可能是用作随葬的明器，而非实用之物，但是，它们的出土，除填补了中国古代甲胄发展史上秦甲胄实物缺乏的空白外，对研究该陪葬坑的性质、秦代甲制、兵制，以及中国古代甲胄发展史具有极其重大的价值。
修复后的石甲衣
修复后的石胄
自1998年年底到1999年年初，秦始皇陵考古队在北京大学文博院著名修复专家白荣金教授的指导下，分别采用套箱提取和分层提取的方式，成功地提取了两领甲衣与一顶胄。
经过严谨、细致、科学的修复，终于使沉睡了两千余年的一顶石胄和一领石甲衣得以复原面世。
从复原的一副甲衣看，其总体结构由主体、左右披膊、前后下旅5个部位组成，整体上下高125厘米、左右宽43厘米。
从理论上推算，一副甲衣应由612片各种形式的甲片组成，如果再加上串联用的青铜丝，一副石甲的总重量当在18千克左右。
另从已复原的石胄可知，其总体结构是由顶部圆形片及1—5层侧片组成，基本的编缀原则是“上片压下片，前片压后片”
，片与片之间用扁铜丝连缀，最下层胄片下部外翻，以适合胄下部与肩部的贴合。
通体由74片不同形制的石片组成，总重量达3.168千克。
就在白荣金与其他考古队员对秦始皇陵园出土甲胄的工艺制作流程展开研究之时，秦始皇陵考古队的段清波、马明志等部分学者又组成调研小组，对甲胄的选材、取材、运材、加工片材、钻孔、打磨、抛光、连缀等环节分头展开调研。
尽管这些学者为此做了许多努力，但仍有不少疑问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破译。
显然，秦始皇陵铠甲坑的面世，在给了世人以重大惊喜的同时，也将一串串谜团长久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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