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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为获取暴利，不惜将自己祖宗的坟墓掘开，以达目的。
随着盗墓之风的盛行，盗墓者的设备也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
1990年7月，古城长安的丰镐遗址[6]大量的陶器被盗。
而盗窃者有相当一部分曾在考古队工作过，具有一定的探墓经验和发掘水平。
从现场发现的214个探眼看，其技术之精、速度之快、设备之良，即使是声名赫赫的秦陵钻探小分队的专业考古人员也叹为观止。
盗窃、走私文物的狂潮蔓延了整个中华大地，古老的文明在愚昧和野蛮的践踏**中已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
但是，它毕竟是华夏民族几千年历史的沉淀，是炎黄子孙非凡的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是列祖列宗昭示后人远航的明灯。
无论今天变成怎样的残暴，也难以阻隔人类对它的膜拜和敬爱。
1995年7月20日，临潼县人民法院受理了秦俑馆张彦贪污及胡庚、王金安、费筱金、单新琪伪造有价票证案件，并对5被告分别判处7—12年的有期徒刑。
临潼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彦（陕西省临潼人，系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票务科售票员），于1994年元月底，伙同本单位职工单新琪等人，伪造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门票13000余张（每张面额15元），后张彦委托秦始皇生平蜡像馆张良政代为出售假门票500余张，得赃款6900元，其余12500余张面值187500余元因案发未得出售，贪污未遂。
案发后，张彦供认：1994年元月，秦俑馆职工单新琪找自己商量要伪造秦俑馆门票，自己先是感到吃惊、害怕，后表示同意，并愿意为其阴谋计划出资垫支。
张彦先后给单新琪人民币8000元，委托西安市某印刷厂印制。
当13000张印完后，两人赶到西安将假门票提回，并藏匿在张彦的住处。
张彦怕假票质量差，未敢在秦俑馆票口出售，便委托秦始皇生平蜡像馆工作人员张良政代为出售。
张良政出售假票500余张，付给张彦赃款6900元。
后来张彦又从住处拿出5本假门票，因案发未得出售。
当我第二次来到秦俑馆，找到公安科长冯得全了解情况时，他说，现在许多人被金钱迷住了眼睛，分不清善恶美丑，而有些人为了追逐金钱，不择手段，铤而走险，其结果往往是既坑了国家，又害了个人。
像秦俑馆印制假票出售一事，过去就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现在又一次发生了，这是个悲剧，是一个被金钱驱使的头脑发昏的悲剧。
当然，这个事情的发生也绝非偶然，这些年，秦俑馆在门票的管理问题上是不尽如人意的，是有许多值得重视和整顿的东西的，如果不重视和整顿，可以断言，这类的事件还将继续发生，而且永远发生下去。
听着冯科长的介绍，想想以前这里发生的一曲曲哀婉的故事，我的心情又多了一分沉重。
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民族在苦难中崛起的最有力的奇招吗？这就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原动力吗？如果这些都不是，那又是什么？
也许，我早就应该对我忠诚的读者和中国的有关部门谈一谈“刀子”
问题，因为这支年轻的“刀子”
队伍，很早就露出了问题的端倪，这个问题像梅毒一样在这支队伍身上散发开来，成为不可收拾的晚期状。
早些时候，我在北京明十三陵的定陵博物馆采访并准备写一本关于那个地下玄宫发掘的书时，就在那陵园外的滚水桥边，偶见一位约二十七八岁的中国女导游（因无法分辨她是小姐还是太太，故称女导游），领着一群中外游客在讲解。
我走到她身边时，这位女导游正在滔滔不绝地指点着面前那块巨大的无字碑说：“无字碑为什么没有字，是因为从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就不写碑文……”
以后她所讲的我没有听下去，我感到已无须再听下去了。
也许这个滔滔不绝且有些自命不凡的女人，压根儿就不知道在中国的安徽凤阳西南大明皇陵[7]前的神道口，有一块篆刻的“大明皇陵之碑”
[8]，其碑文恰为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撰写，这篇长达1105言的碑文，情真意切，气魄非凡。
现代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郑振铎先生在谈到此文时曾说：“《皇陵碑文》确是篇皇皇大著，其气魄直足翻倒了一切夸诞的碑文。
它以不文不白、似通非通的韵语，记载着他自己的故事，颇具有浩浩****的威势。”
至于后来的明代诸陵没有碑文，是因为长、献、景、裕、茂、泰、康七陵门前，并未设碑亭和碑，到嘉靖一朝才逐一建成。
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曾请世宗撰写七碑之文，但正迷恋酒色、沉浸于成仙之道的嘉靖皇帝，却无心思和才华撰写。
自此，十三陵前的碑文便空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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