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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理说：“那时考古队的很多同志一起去了南方参观，发掘人员靠的是临时工，以亦工亦农考古队学员的形式进行技术培训。
程学华同志负责陵园钻探和秦俑坑工地的发掘，他让这些学员上班时带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学员们作的诗，这些诗每天一首首地轮换。
鉴于我刚到考古队，程学华对我说，你是搞研究的，就不要下坑了，发掘的事让他们学员干就可以了。
根据程学华的安排，我的工作任务是编印一百多名学员的诗作，并每隔几天就把挂在食堂的黑板报换一次。
那些诗句多半是‘手握宝书心向党，一心一意把古考’‘毛主席的话是真理，字字句句记心上’之类。
因为诗的水平有限，我又不懂诗，只是很认真地从内容上分了类，冠以标题，设计了封面和版式，交给学员班的吴耀武刻印。
之后我把刻印好的诗装订成册，整整齐齐地交给了程学华，老程看后很满意，一再当着这些十几岁的娃娃学员的面称赞我细心、字写得好、画得也不赖……颇费时日的这种劳作，博得几声不记功的表扬，也觉得很有意思。
生活就是这样，有很多时候是荒唐的。
说实在的，对我而言，编诗和换黑板报的工作只不过是完成了一件任务罢了，很快就遗忘了。
我没有完全听老程的话，一有空我就钻到坑里去同学员们商量发掘之事，晚上则在西杨村的黑屋子里挑着煤油灯夜读。
新招收的考古女学员在刚刚建成的秦俑馆大厅前留影（屈麟霞提供）
考古队招收的亦工亦农考古班学员在一号俑坑发掘
“秦俑二号坑共开了19个试掘探方，写简报的执笔人是领导早先定好的王玉清同志。
他不是采用等待发掘结束后综合记录的常规做法，而是在发掘过程中，根据简报体例，到各探方观察后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再形成文字。
因此，在试掘期间，我们两人探讨的问题就很多，我提供给他很多文献记载和论文材料。
但在他拼对探方图纸时，总是两过洞相连而不是中间隔梁，连整个坑形也变了。
11月16日，考古队几位业务干部冒着寒风复查，找到坑边和方边，由我用测量仪把结果测绘到图纸上。
以后‘简报’发表的、很多书刊采用的秦俑二号坑平面图，就是这次经我测绘复原的结果。
不过，因为原来开方放线时用的是手持指南针，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故而测绘在图纸上的探方无一是正方向的，其四角不是钝角就是锐角，过洞数不是13个，而是14个，从而也确定了二号坑中由四个单位组合的布置关系。
“因为秦俑三号坑是个小坑，面积只有520平方米。
但工程量较其他考古发掘也不见得小多少，所以全面揭露几乎用了一年的时间。
我没有具体任务，也甘当配角，因为老程强调由他主持来培养学员。
不过，他还是发挥了我的示范作用，比如：我跟班发掘时，他让大家学我的细部清理手法，他用海鸥牌照相机照了不少照片但总是不满意，其间一定要我照文物照片。
我测绘的三号坑平面图，他也让学员照着画一张装入资料袋……就这样，在秦俑坑考古队，我作为一个极普通的人物一直到1985年。
这一年的2月4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任命了一批中层领导干部，我被任命为秦汉研究室主任，不久又兼任秦陵考古队常务副队长……”
秦陵考古队在纷争与危机中诞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领导这样一支新组建的考古队，正处于“群雄争霸”
的氛围中，为了理顺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在陕西省文物局领导的直接主持下，召开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俑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秦陵考古队、秦俑坑考古队等“三单位五方”
联席会议，就秦俑文物、资料、财产、财务的归属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协议。
为防止发生混乱和出现纠缠不休的问题，1985年11月29日，陕西省文物局专门下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对后来发生的一连串故事都有决定性作用的文件：
关于秦陵考古队移交问题的决定
省考古研究所、秦俑博物馆、省博物馆：
为了迅速做好秦陵考古队与秦俑馆、省馆等单位之间的移交问题，我局与上述单位负责人召开了专门会议，现将会议通过的有关决定下发给你们，请你们督促有关人员按此决定加紧完成有关移交手续，以便秦陵考古队早日开始发掘工作。
一、修复二号铜车马购置的设备、工具及剩余材料等全部移交给现铜车马修复小组。
二号铜车马本身及全部文字、照片资料交给秦俑馆，其文字、照片资料复制一份给秦陵考古队。
此项工作限于12月5日前完成。
二、一号坑内已展出的五个方内全部出土文物（包括此展室的全部文物），由原考古队移交给秦俑馆，未修复的秦俑由秦俑馆负责修复、复位及五个方的安全、卫生工作。
该项工作由杭德洲牵头[1]交；马秀青接，限年底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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