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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完成学业走出剑桥的校门后，他根据自己所学专长，到英国一个势力庞大的基督教会──圣公会工作。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加拿大、英国三国基督教会中著名的“美以美会”
“浸礼会”
“英美会”
“公益会”
和“圣公会”
等各种名称不同但目的相同的教会，纷纷派出传教士奔赴远东，开始对这里的“愚民”
与“野蛮人”
进行基督教义、教理的启蒙和文明洗礼。
据后来三星堆遗址发掘的主持人之一陈显丹对广汉县民国时期的档案考察称：“当查到英国牧师董宜笃条时，记录中明确记载董是在1936年10月从云南省入境，他的妻子和女儿于1937年从上海入境。
但不知何故，在后来的有关报道中说他1931年就在四川广汉、成都等地进行传教活动了。
这也算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吧！”
其实陈显丹所说的这个谜未必就那么悬而不能决，他不过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罢了，所查到的结果当是这位董牧师第二次或第三次来广汉和成都的时间，其首次来川的日期要么未入记录，要么缺失。
因为在20世纪下半叶，当年董牧师在广汉传教时的教徒有许多人还活着，他们都曾肯定地说，“董师傅于1936年之前就已经在广汉传教布道了”
。
董宜笃与燕道诚的不期而遇，在当地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燕家的许多邻居以及与这一事件有关的人员都还清楚地记得。
因而，董宜笃来广汉的具体时间在1936年之前当是个不争的事实。
传教士在中国印行的福音书
董宜笃来广汉后，便入乡随俗，学着当地绅士和读书人的样子穿起了长袍马褂，有些别扭地使用起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木头筷子，说一口有些生硬但并不令人讨厌的汉语。
他除了平时腋下夹着一本《圣经》或其他的耶稣语录在广汉的大街小巷来往穿行，认真地传经布道外，还经常骑驴或乘坐鸡公车到广汉城外的乡村特别是有名胜古迹的地方转转，做些测绘和调查，同时也搜集各种流散于市井和古董商手中的古物进行收藏和研究。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他与燕氏一家遭遇，并最终引发了对月亮湾一连串具有科学性质的考古发掘。
古董商人甘怀庆
1931年春天的某个下午，董宜笃像往常一样腋下夹着几本快要翻烂了的福音书，晃晃悠悠地来到县城南一个叫甘怀庆的古董商人兼基督教徒家中“传经送宝”
。
当一壶茶喝得只剩下白开水时，闲谈吹牛中甘怀庆无意间告诉董宜笃，说是最近在广汉中兴场一带出土了一批精美绝伦、价值连城的古玉器。
这批玉器已在成都市场上抛售，引起业界的轰动，而器物的拥有者，就是中兴场月亮湾的燕道诚燕师爷。
此前，当甘怀庆通过业内朋友辗转得知这一信息后，曾专程跑到燕家欲购买几件玉器，但此时聪明狡猾的燕道诚面对古董商如饿狗扑食一样狂奔而来的情形，突然有些不安和警觉起来。
他深知这批东西的来路不是光明正大，怕树大招风，弄不好要引来灾祸，遂遮遮盖盖，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向外抛售。
每有古董商登门，他要么压根儿就不承认自己卖过什么玉器，要么在摆脱不掉对方纠缠的情况下，便谎称自家的确有过几块与众不同的石头，但那是自己的爷爷早年到外地谋生，于岷山附近的峡谷中，在一场大水过后，偶尔捡了几件特殊好看一点的带回了家中。
多少年来，这几块石头一直扔在家中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前些日子有一古董商下乡收购古物，偶尔发现了此石，便以微薄的价钱收走了，自此之后燕家再也没有半块玉石之器了……甘怀庆在燕家碰了壁之后，明知燕氏是在搪塞捣鬼，于心不甘但又无可奈何。
情急之下，甘怀庆也只好像大多数古董商一样，弄了几件赝品以充真货，开始在成都市场上骗人赚钱。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董宜笃登门来访。
面对这位爱好、收集、研究古物的洋师傅，甘怀庆将这个猛料抖了出来，并以一个古董商的眼界和判断力，颇具天才地预言燕家那批玉器祖传的可能性很小，而出土于古代窖藏或古墓葬的可能性却很大，由于燕氏父子目力所及十分有限，出土地点亦很可能就在中兴场月亮湾这个极小的范围之内。
董宜笃听了甘怀庆那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又有鼻子有眼、****漾的描述，顿时神情大振，旌摇心动。
他琢磨着如何才能亲眼看看燕家那批被吹捧得神乎其神的玉器并把它搞到自己手中。
第二天上午，董宜笃邀请了当地一个基督徒作陪，以传播主的教义为名，骑着毛驴来到了中兴场月亮湾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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