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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葛维汉、林名均在月亮湾发掘之时，正在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以硕士研究生的身份攻读古文字与考古学的郑德坤，曾专程入川赴广汉发掘工地进行过参观与考察，并和葛氏做了学术方面的交流。
月亮湾的发掘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到了194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考古学及博物馆管理学博士学位并回国的郑德坤，接替葛维汉出任了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
在担任馆长期间，他亲自拟订了一个以馆藏两万七千多件西南出土文物为基础，将博物馆建成一个教学研究中心的计划。
许多年后，郑德坤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说：“博物馆的工作除了将馆内几万件古物整理和展览外，我还提倡利用这些古物作为‘乡土教材’。
从前的留学生，多数是把他们在美国所念的理论整套搬回来，用外国的材料来教书。
我当时则提倡乡土教材，主张用当地的材料来讲考古学与人类学。
馆中藏品主要是西南一带的文物，于是我就用这些材料整理出一个系统，以为教学之用。
整个博物馆跟大学的课程配合起来，这样教考古学与民族学就不再是洋学空谈，每课都有实物可供研究和实验。”
郑德坤的这一做法不仅为国人所敬重，同时也获得了国外学者的赞扬。
当时来中国访问的英国牛津大学笃实教授即对此深感惊奇。
他认为当时的西方人士都以为西方文化比任何文化都文明，中国国内学术界也弥漫着崇洋的歪风，而四川竟有位中国人坚持用自己的“乡土教材”
教学，实在令人心悦诚服。
也就在这个时期，郑德坤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篇论著《四川古代文化史》，并在《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之一》发表。
其中的“广汉文化”
一章，曾详细地提及了葛维汉、林名均等在广汉发掘的情形，从“遗址的发现、调查经过，土坑遗物，文化层遗物，购买所得遗物，广汉文化时代之推测”
五个方面做了宏阔而不失细致的论述，对葛维汉、林名均、龚希台等人的学术观点，或表示拥护与赞成，或给予反驳与批判，同时在行文中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精辟而独到的观点：
广汉文化之关键在于土坑中之遗物。
葛、林、龚三氏并以为系古代墓葬，然上古墓葬之发现记载，未闻有以石璧列为棺椁之墙壁者。
假定实有此制，石壁左右及上三方陈列，是该墓前未经发掘甚明，然则何以燕氏发掘之时，未闻有人骨之发现？古代墓葬必有明器，而此土坑所藏仅石器玉器之属。
假使林氏据晋君所闻，称石璧叠置如笋，横卧泥中之说可靠，则广汉土坑为墓葬之说，可不攻自破矣。
窃疑为广汉土坑应为晚周祭山埋玉遗址，坑形大小深浅虽与墓穴略同，而其功用则全殊。
……广汉地处岷山之阳，土坑位于广汉西北，其为遥祠山神故址当可想象。
……是广汉土坑文化之年代，或可定为东周，约为公元前700至（前）500年也。
广汉土坑文化之年代已确定，其文化层之年代亦可迎刃而解。
据发掘地层之观察，知葛氏以文化层为古代陶窑旧址，其错误可不必细辨。
土坑在文化层中为闯入品，其开凿应在此居住遗址荒废之后，是文化层之年代应在土坑年代之前。
今以文化层出土石器与中国各地新石器晚期之遗物比较，不但石器至相仿佛，即粗陶细陶亦多相同。
诸遗物中绝无石镞及铜器之发现，一方面可以证明其有四川史前文化之特质，一方面亦可证明其年代应在铜器盛行以前。
然则假定广汉文化曾为四川史前文化新石器时代末期之遗址，正在土坑时代之前，当无不可，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至（前）700年以前。
郑德坤长文的发表，使学术界围绕月亮湾出土器物再度掀起了新一轮更加广泛、深入的探讨热潮，“广汉玉器”
“广汉文化”
也随着这股热潮传之四海，名满天下。
略感遗憾的是，1947年，郑德坤受英国文化协会的邀请，赴英国在剑桥、牛津、伦敦三所大学轮流讲学。
1948年，当他完成讲学任务路经香港拟返回华西大学时，由于国内战乱难行，遂留居香港。
1951年，郑德坤再赴英国剑桥大学从事他中国考古和艺术的教学研究工作，此后一直在海外工作、定居，再也未能回到他梦牵魂绕的四川和华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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