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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燕道诚已经作古归西，燕青保开始主持家政。
每到晚上，王家祐与年过六旬的燕青保对床而眠，长夜倾谈，从当年燕氏一家发现玉器坑的情形，到戴谦和、葛维汉等洋人们主持的发掘，连同活阎王陶旅长率部在月亮湾盗宝的所作所为，一幕幕往事像流水一样从记忆深处淌出。
二人越谈越投机，越谈越过瘾，越谈越觉得相见恨晚。
几个晚上下来，竟成了铁哥们儿和拜把子兄弟，达到了无话不谈、心心相印的境地。
当王家祐在交谈中得知燕家仍有一部分精美玉器深藏不露的秘密时，便主动做燕青保的工作，告之现在已经是新中国、新社会了，不再是原来慈禧老佛爷统治的大清国和蒋委员长主政时军阀混战的民国了。
整个中国大地已经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了，那些被压迫被奴役，整天在土里刨食的苦难深重的农民兄弟，已变成了国家的主人。
而在各级政府当官办差的官员，则成为农民兄弟的仆人了。
这个新型的既有民主又有自由并朝着共产主义大道奔跑的天堂一般的国家，曾经制定了专门的政策，凡一切出土文物都归国家所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藏和倒卖。
当年在月亮湾挖出的那批玉石器，如果继续匿藏不交就与新的国家法律相悖。
假如上边文物部门和司法部门真要追究起来，燕氏家族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为此，王家祐对燕青保直言不讳地说：“现在这事还没有外人晓得，你还有立功赎罪的机会，要仔细掂量一下这人头跟你家埋藏的那堆石头之间哪个大，哪个小，哪个轻，哪个重，哪个更值钱，哪个更有保留价值，到底是保人头还是保石头……”
王家祐的一番话使燕青保幡然醒悟，表示要保人头不保石头，决定从即日起痛改前非，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国家主人与合法公民，将家中所有的藏宝都掘出来如数交给新生的人民政府。
20世纪50年代燕青保一家合影
王家祐回忆在月亮湾与燕氏父子交谈的往事（作者摄）
燕家藏宝的石槽
燕家挖出的玉瑗珍品（现藏于四川大学博物馆）
燕青保说到做到，第二天一大早，便果真从猪圈的壕沟里挖出了用一个猪食槽盛放的深藏二十多年之久的玉琮、玉瑗、玉璧、玉磬等最为精美的几十件文物，然后由王家祐牵线搭桥交给了省博物馆。
这批器物是1929年燕氏父子在土坑中挖出的那批著名的玉石器中的最后一批，也是最为精美的一批。
至此，燕家声称再无一件私自存留的玉器了。
为了验证当年燕氏父子所挖玉石器在中国存留的数量和保存情况，20世纪90年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几家号称藏有“广汉玉器”
的单位联系，对各自的藏品进行整理、鉴定。
令人大感失望的是，所有收藏的玉石器加起来，其真品仅为四十余件，只相当于当年总数四百多件的十分之一。
后来四川方面又同台北故宫博物院联系，请求其对院内收藏的“广汉玉器”
进行鉴定并告知实情。
台湾方面在做了全面配合后，得到的结果是只有两件玉璋是真品，其他全部为赝品。
也就是说当年燕氏父子挖出的那批玉石器，百分之九十已通过各种渠道流散到国外或遗失了，这个具有悲剧意味的结局令知情者无不扼腕叹息。
燕道诚当年捐赠的部分器物（现藏于四川大学博物馆）
1958年春，王家祐与张甸潮第四次赴广汉展开田野调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二人在月亮湾至中兴乡的三星堆一带盘桓良久，经仔细踏勘和试掘，发现三星堆文化层内涵与月亮湾竟相一致，都是难得一见的古蜀文明遗址——这一举动，是自燕氏父子发现玉器坑近三十年来，首次将月亮湾与三星堆两个小型区域作为一个大的文化体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并以敏锐独特的学术眼光，认识到这两处遗址文化内涵的一致性。
根据调查结果，二人很快写出了后来被业内广泛引用，对三星堆遗址的保护与考古发掘具有先锋意识和前卫观念，同时兼有深厚学术功底的著名论文——《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此文在《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刊出后，立即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文中说道：
在燕家院子外堰沟及土岗的断层中，包含了较多的陶片和火烧土的文化遗迹，我们就地采集到各式陶片和人工打制石器的坯子。
再沿土岗南行，岗势略向左转，其西坡有大量陶片的堆积层，估计应是当时烧造陶器的地址。
在此访问居民时，据说附近农田中常因耕地挖出玉器和石器。
我们收集到一批历年在此出土的玉、石制品，计有牙璋、石璧（残）、石镞、石斧、赭石和一件玉制圈状器及打制而成的石圭的坯子。
此外，在发现的一块褐黄色半透明的石块上，有数道人工磨制痕迹，证明这一遗址，是大量制造玉器和石器的场所，过去所出的大批玉器和大小石璧，都是当地的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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