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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丰富并加深了对三星堆文化一期的认识。
赵殿增由此提出了“一期文化可能是一个单独的文化阶段”
的设想。
就在考古人员兴致勃勃地准备通过继续发掘以验证这个设想的真伪，同时对三星堆隐含秘密的全面破译有一个大的突破之时，忽然发现砖厂方面对三星堆主体的取土明显加快，人员似乎在一夜之间增加了一倍，眨眼的工夫就使原来的三个大土堆只剩下不到半个了。
面对此情，赵殿增对省文管会顾问、三星堆考古队总领队沈仲常有些激动又有些伤感地说：“我有一种预感，这三星堆的大土堆好像是人工夯筑的，如果真是人工夯筑，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它被吃掉而没有任何表示，将成为千古罪人。”
“那你看咋办？”
沈仲常用略带忧伤的语气问道。
“我意立即放弃西泉坎的发掘，将人员转入这最后半个土包上来，并且要以最快的速度确定这个土堆的性质，弄清楚到底是不是人工建筑。
如是人工建筑，那性质可就大不一样了，就要想尽一切办法让砖厂停止挖土，以保全这最后半个人工建筑的证物，否则我们难以向后人交代。”
赵殿增回答着，眼里闪着激动的泪光。
“那就将人员尽快转过来吧。”
沈仲常有些无奈地答。
得到了对方的同意与支持，赵殿增遂令陈德安忍痛暂时放弃西泉坎阵地，所有考古人员再一次被动转移，集中到最后残剩的半个土堆上来。
此时考古人员在西泉坎共发掘了七个探方，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成片的红烧土块、柱洞、水沟等房址遗迹，以及反缚双手跪坐的石人雕像及不少的石璧残片。
从遗迹遗物分析，推测这里可能是一座石器作坊。
在转移前，所挖探方只得匆忙回填，而自回填之后，直到20世纪结束，再也没能回来发掘。
陈德安带领考古人员按照新的情况做了战略性转移之后，经过对现场的勘察分析，决定将发掘区紧靠在所剩半个土堆的北侧，并在总结前几次发掘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将此次工作的重点放在对地层分期和文化内涵的寻找研究上。
根据这一指导方针，在发掘中很快找出了比较清晰的层位关系，确认了“土埂”
伸出的边角坡叠压在第一、第二期的文化层之间，从而证实了被当地人称谓了若干年的“三星堆”
，实则是人工修筑的一大工程。
基于这一科学认识和土堆的神秘性，以及土堆本身隐含的重大文化内涵与考察价值，经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电告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文物处黄景略等人与局领导给予了密切配合与支持，通过中宣部与国务院办公厅，迫使四川省与广汉县主要领导做出批示，勒令砖厂停止在半个土堆和遗址内进行破坏性挖土。
正是得益于上下各方面有识之士的奔波努力，只剩不到半个的土堆，连同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遂在即将全部消失的最后一刻有幸保存了下来。
1985年春，陈德安率考古队，根据西泉坎与半个土堆旁侧等几个小范围内的出土情况，对周边地区做了全面调查。
从连年发掘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以及当地百姓捡拾的出土文物来看，整个遗址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
经过反复调查确认，在这一大的区域内，除著名的月亮湾、三星堆以外，在周边相邻的回龙村、仁胜村、大埝村所属的田间耕地内，随处都可发现与以上两个遗址相同的残陶片与文化层，从而进一步确定这是一处由数十个小型遗址连接在一起的大型古遗址群，整个范围可达十二平方公里以上。
根据遗址的地形、地貌与文化内涵，考古人员首次提出了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三星堆古城”
的设想。
按照这个设想，遗址的东、南、西三面各有城墙护卫，北边是江水浩**的鸭子河（雁江），要么北城墙已被河水冲掉，要么原本就是以河代墙。
发源于岷山河谷的湍急的河流充当了这座古城的天然屏障，与其他三面的土墙共同形成了对古城内部的拱卫态势。
从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的文化分期综合推断，这座古城的建造年代应为商代早期。
鉴于这一考古成果的重要意义，同时为了更好地保护三星堆遗址，使砖厂尽快停止破坏性取土，在中央与四川省两级文物考古部门的斡旋呼吁下，广汉县委、县政府在一片批评与谴责声中，于1986年年底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希望通过一次大规模的发掘，正式确定三星堆遗址的范围和价值，以便当地政府视情况做出最后的抉择。
鸭子河与堤上三星堆遗址位置图（作者摄）
此时，从中央到四川省和广汉县三方文物主管部门，也感到有对这一遗址进行一次大规模发掘的必要。
通过这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到底是骡子是马，是保护还是铲除，将一锤定音，立见分晓。
于是，在国家文物局给予经费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协作下，在并不太显眼的川西坝子，一场震惊中外的考古大发掘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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