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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我们一行过得河来，全组人为断崖上暴露出来的二米多厚的文化层所激动。
文化层几乎全为白色的鱼骨渣夹杂着人骨、兽骨、陶片、石器所构成。
整个下午我们即采得打琢磨制成的大小石斧、圭形石凿、打制的石锄、彩陶片、黑陶片、夹砂陶片、人骨、鱼骨等标本一大堆，还从乡民手中征得彩陶瓶一件。
所得标本比此前搜集到的总和还多，很多文物都是第一次发现。
大溪遗址作为一个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就这样被发现了。
我们把大溪遗址发现的好消息即报队部。
此次调查的领队杨有润先生急急赶来复查，还在后面山坡上找到很多石砌的长方形‘蛮洞’（应该是东汉砌券石室墓），绳纹粗陶实足鬲等显然是较上述新石器遗存为晚的遗物。
杨兴奋地认为这是四川的最新发现，并以遗址上有冲沟名火爆溪而在以后的《调查简报》中以‘火爆溪遗址’命名。”
1959年，四川省博物馆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对大溪遗址进行发掘，林向作为川大考古专业学生参加了发掘。
根据前后两次发掘的资料，省博物馆考古人员沈仲常、袁明森执笔撰写了《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记略》，并于《文物》1961年11期发表，遗址的名称遂由原来的“火爆溪遗址”
改为“大溪遗址”
。
可能是出于谨慎或者是对这一遗址的文化内涵认识不足，抑或还有其他原因，尽管遗址已得到更名，遗憾的是沈、袁两位没有进一步地提出“大溪文化”
这一遗址的文化概念，而这一文化的提出与命名正是由林向后来完成的。
空心陶球（巫山大溪遗址出土，四川省博物馆藏）泥质红陶，直径5.4厘米；器表饰红陶衣。
空腔，腹内有小响石，晃动时可发出响声。
上下、前后、左右均有对称的穿孔，孔之间有蓖纹相连。
可能是一种玩具，在大溪文化中发现较多
大溪遗址发现后，林向的名字引起了时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课的冯汉骥的注意和重视。
在一次师生见面会上，冯给予林向当面赞许，师生之间的感情遂进一步加深。
就在林向1959年毕业之时，川大历史系创建独立的考古专业，身兼教研室主任的冯汉骥要招收一名副博士研究生。
正值青春年华的林向怀着“搞考古可以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名山大川跑一跑、转一转”
的想法，报名投考，结果以第一名成绩有幸成为冯汉骥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研究生。
1960年11月，四川省博物馆在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整理大溪遗址1959年两次发掘的资料时，由于林向参加了调查与发掘，冯汉骥命他参加整理并负责撰写《巫山大溪遗址发掘报告》的重要工作。
就在这部划时代的《报告》中，林向经过横向与纵向的分析比较，根据考古学巨擘夏鼐提出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首次提出了“大溪文化”
这一新的考古学文化。
这一提法，受到了考古学界的普遍认同。
随着后来这一地区不断的考古发现和发掘，考古学家们基本搞清了大溪文化主要在四川省东部和湖北省西部一带，湖南省也有部分遗存的分布范围，经碳14测定，遗址的考古学年代为公元前4400-前3300年。
1962年6月，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师生根据冯汉骥的意见，准备到广汉月亮湾做实习调查。
林向作为深受冯汉骥器重的唯一一位研究生，与另一位教师先行前往调查。
这是林向第一次触摸到三星堆遗址的门槛。
当二人来到广汉中兴公社地面后，从鸭子河北岸蹚水过河，上岸后一边打听，一边向月亮湾燕家院子附近走去。
行进中，远远地看到前方右侧有三个大土堆在一条直线上，他们猜测这可能就是与月亮湾紧密相连的三星堆吧。
怀着一丝好奇，二人走上前去，看到马牧河有一条流出来的水沟呈南北向切断了这几个原本可能相连的土堆，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断面。
林向和另一位教师从断面上取了部分土样观察，只见泥土为人工堆积的花土，土中夹杂有大量陶片，从陶片的形制来看，大体断定为殷末周初之物。
就在这次发掘中，冯汉骥站在高高的台地上，对身边陪同的马继贤和林向等人说出了那句被业内人士流传日久的先知式的预言：“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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