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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学习期满，考核过关者准予结业，并由国家文物局频发“领队资格证书”
。
有了这个证书，就可以在全国任何考古发掘工地出任考古队长。
培训班按照这一培训原则，自1984年创办，一直延续到1995年，历时十一年，共培训了十一期学员方才告一段落。
经过这一时期的严格培训，中国考古发掘技术产生了质的飞跃，迎来了“文革”
之后第一个黄金时期。
由于黄景略本人在这一过程中所做的特殊贡献，后来业界将这一时期称为“黄景略时代”
。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条件下，经四川省考古所推荐，陈德安、陈显丹二人于1985年进入“全国考古领队第二期培训班”
学习，并以优异成绩取得了结业证书与领队资格证书。
此后他二人双双回到三星堆考古工地主持发掘工作，直到迎来了此次三星堆考古史上最大规模的联合考古发掘的实施。
1986年4月，全国考古汇报及文物调查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
会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沈竹、文物处处长黄景略、文物干部李季三人，陪同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宣部副部长、国家文物保护委员会主任廖井丹来到四川视察工作。
廖原出任过四川省委书记兼成都市第一书记，后调中宣部任副部长。
1985年，国家文物保护委员会主任夏鼐去世，该职由廖兼任。
这次受四川方面邀请，廖井丹等一行来到了成都。
陈德安（右二）向众人讲解保护文化遗址和文物的政策法规
4月17日，沈竹、黄景略与李季三人来到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视察工作。
其间，已成为考古所负责人的赵殿增汇报了三星堆的发掘情况，言称已经发现了土坯城墙等等，希望几人到现场做一番视察，顺便协调一下考古队与当地的关系，处理砖厂破坏遗址的难题。
沈竹与黄景略一听发现了城墙，顿时来了精神，因为谁都知道城墙的出现在古代遗址中意味着什么。
而此时在工地主持发掘的陈德安、陈显丹，刚刚从黄景略主持的领队资格培训班结业不久，按辈分应算是黄的学生。
另一位主持、四川大学教授林向又和黄有多年的交情，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几个人都觉得应该前去视察一番。
陈显丹在学术讨论会上发言
当天上午，沈竹、黄景略、李季三人在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王幼麟和考古所赵殿增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三星堆发掘工地。
广汉县县委书记叶文志得到消息后，特地驱车前来陪同视察。
当黄景略等人与工地的发掘人员一一打过招呼并寒暄过后，便开始在工地上转来转去，详细认真地考察起来。
如同黄景略此前所掌握的，自西南大区撤销之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四川考古界与全国各地相比，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即使偶尔搞点发掘，动作也不是很大，收获也就可想而知。
更为全国文物考古界所轻的是，在考古发掘中，许多学者不按科学规律操作，由着自己的性子和喜好在发掘工地随意折腾。
特别是“文革”
之后一段时间在长江两岸的考古发掘，当发掘者在地下深处或洞穴内，发现几个或几十个人头之后，摸起来看一看是男是女，连最基本的记录都懒得去做，便随手“扑扑棱棱”
地把头骨丢入滚滚的长江之中。
有的考古人员认为发掘出的古代器物价值不大，也同头骨一并抛入江中草草了事。
对此，国家文物局曾提出过严厉批评，但因从业人员素质较低，积习太久，总是收效甚微，令黄景略等具体管理者，干在办公室着急上火而无杜绝根除办法。
这次视察，令黄景略等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圈转下来，只见整个发掘工地井井有条，无论是开挖的探方还是操作程序，都非常符合国家文物局制定的规范。
此前陈德安、陈显丹将自己在领队培训班上所学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复印后，分发给每一个参加发掘的人员，并严格规定必须照此规程操作，不得有半点差错，就连下坑要穿平底软帮胶鞋这一点都做了专门强调。
所以当黄景略等人一圈转下来之后，原来的不良印象一扫而光，脸上显出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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