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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广汉县没有这笔钱来补助，你们在上边活动一下，省里和中央是否拿点钱出来？如果上边出一部分，比如出60%，我们可以咬咬牙，勒紧腰带拿出40%，问题就解决了。
各位领导，你们看，我这个方案怎么样？”
听了叶文志的话，几个人都一时语塞，没有了刚才的兴致。
因为这钱毕竟不是石头、砖头、瓦片，而是实实在在的票子呵。
为打破僵局，黄景略对叶文志说道：“那样吧，通知砖厂先在最后这个土堆四周停下来，等勘察钻探之后再决定是否动土。
要中央拨款恐怕很困难，也不现实。
本来你们擅自在古遗址内乱打乱盖，胡刨乱挖就不对了，还要中央给你们钱才肯搬家，这不是故意耍赖敲诈吗？中央怎么会当这个冤大头，给你们投这笔资金？不过问题还是要解决。
我们回到成都之后向廖部长汇报一下，让他出面尽量做省里有关方面的工作，争取省财政出一部分资金，把这几个砖瓦厂彻底搬出去。
你看这样如何。”
沉默了一会儿，叶文志觉得一时没有更好的办法，便痛快地回答道：“这个可以，你们可要说话算话，抓点紧呵，否则时间拖得太长，老见不到钱，我这里又要坐蜡犯难了。”
几个人表示回成都之后尽力而为。
至此，在中央、省、县三方代表之间，总算勉强达成了一个三星堆遗址内砖厂停工的口头协议。
沈竹、黄景略等人走后，广汉县委与南兴镇及砖厂等方面，在焦躁不安地等待上级拨款的消息，三星堆周围的破坏与毁灭性取土暂时得以停止。
这一变化为“二陈”
与林向率领的三星堆遗址联合发掘队发掘与保护遗址赢得了短暂的空间和时间。
由于国家文物局沈竹、黄景略等领导和专家的肯定与鼓励，三星堆发掘工地联合发掘队的全体成员，干劲空前高涨，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就发掘探方53个，总面积达1325平方米。
其中西区的文化层堆积厚达2.5米以上，按早与晚的地层划分，最厚、最多的可分为十六层。
如此丰富的文化堆积，在四川考古史上前所未见，闻所未闻。
发掘中，共清理房屋遗迹二十多处，其中有上层贵族居住的约六十平方米宽的大厅堂，也有十多平方米一间的平民居住的木骨泥墙小屋，另有仅为几平方米一间的较小房址。
这些小型房址，据林向推测很可能是当时饲养牲畜的圈栏。
此外还出土有各种用途的灰坑104个，其他小型文物除数量较大的小平底罐外，还有高柄豆形器、鸟头把勺、袋状足盉、尊形器，以及玉璋、玉瑗等玉石器和铜器五百余件，另外还出土了十多万块陶片。
这些器物全部收集在一起，堆满了从砖瓦厂另行租借的整整八间屋子，可谓成果斐然，令人欣喜不已。
此次发掘，进一步证明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方圆六千平方米内，出土的文物和房屋遗址具有相同的特征，它们应是古蜀文化遗址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
而地下形成的十六层文化堆积，经碳14测定并经树轮曲线校正，最早年代为距今四千八百年左右。
根据这一数据，结合其他发现、发掘的文化特征，主持本次发掘的林向、陈德安、陈显丹等考古学家认为，三星堆遗址丰富的地层堆积，可为四川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三代五千年文明史的考古研究建立一个年代学体系，并成为古蜀文化断代分期的分水岭和试金石。
1986年4月25日，广汉县委、县政府、政协、人大四大班子，邀请三星堆发掘的主持者之一林向，在县影剧院做了“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情况”
专题学术报告。
全县机关干部和各村支部书记及中小学教师代表等一千余人倾听了林向的演讲。
这次报告会的召开，对遗址的宣传与保护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1986年6月，满目葱郁的油菜已收割完毕，月亮湾的田野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插秧播种。
眼看预定的发掘期限已满，前来参加发掘的德阳市所属各县的文物干部、四川大学师生，满载沉甸甸收获与喜悦之情陆续撤出工地。
根据林向的安排，特意留下张文彦、朱章义、刘章泽三名学生，帮“二陈”
做一些扫尾工作。
此时，没有人想到，就在这个大疏散、大撤离的节骨眼上，震惊寰宇的考古大发现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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