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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发现，除完整的玉戈等器物外，另有十几件玉器在挖掘与争抢中，已被折断、捣碎后扔入坑边和四周的稻田中，一时难辨是何种器物。
另有一些明显经火烧过泛白的碎骨渣散落于四周和土坑之中。
从土坑所揭露的痕迹初步观察判断，地表下面一定还有大量的器物和人骨。
而如此精美的器物与骨渣同出，说明此处很可能是一处与遗址有关的大型贵族墓葬。
如果真的是古代贵族大墓，并且与三星堆遗址有关，其文化内涵与学术价值就不可估量了。
面对此情，陈德安与众考古人员商量后，决定由李永宪、霍巍两位老师对现场做简单的保护性处理。
老考古队员戴福森与年轻的女考古队员敖金蓉，率领技工在四周和稻田中搜寻被折断砸碎后抛弃的玉石器。
铜罐等民工协助考古队员们将挖出运走的泥土重新翻拣，以免有任何遗漏。
川大三名学生张文彦等负责现场临时保卫。
陈德安则回考古队驻地骑上自行车，以最快的速度赶奔南兴镇邮电所，接通了省考古研究所的电话，将刚才发生的情况向所内负责人赵殿增做了汇报。
2003年4月，赵殿增（右）向作者讲述发掘三星堆一号坑的难忘经历
远在成都的赵殿增闻听这一消息，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次重大发现，便迅速组织了胡昌钰、莫洪贵、江聪以及因公回成都办事的陈显丹等人，乘一辆面包车直奔三星堆工地而来。
待一行人到达工地察看之后，都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地下一定有大量珍贵文物埋藏，心须采取相应措施进行保护和发掘。
当摄影师江聪按照考古程序在现场拍完照片后，赵殿增同陈德安一道乘车来到广汉县城，向县政府分管文教的副县长、三星堆发掘领导小组组长陈治山汇报。
之后，又立即电话向国家文物局黄景略、李季做了紧急汇报与请示。
黄景略与局有关领导商量后，很快给予了“可以进行抢救性发掘”
的答复。
与此同时，黄景略还明确指示：“这个发掘一定要搞好，关键是要把握住一点，那就是不在于你从中挖出了什么，而是怎么挖出来的，必须按照考古规程重新布方，一层层发掘下去，这样才能较全面地掌握资料，达到预期效果。”
遵照这一指示精神，经各方面协商研究，决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对这个土坑做抢救性发掘。
当天下午，在陈副县长的批示下，南兴镇组织当地各村的民兵，与考古人员一起共同组成一支监护队伍，昼夜对现场进行看守保护。
同时将挖出的土坑暂时回填，并在回填的土层表面打上印记，使图谋不轨者无空隙可乘。
此后，陈德安派人到县城买来竹竿和晒席，在土坑的上方搭起棚子，以防日晒雨淋对地下文物造成损失。
最后根据器物的埋藏性质和范围做出尽可能正确的判断，以便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发掘方案。
由于这个土坑有如此精美的玉器和为数众多的骨渣出土，同陈德安的初步判断一样，赵殿增、胡昌钰等考古学家也认为这是一座与遗址有密切关联的古代大墓。
遥想1929年，燕氏一家偶然发现的玉石器物坑被学术界以“窖藏”
做了结论。
由于原来的埋藏情况和地层依据已被破坏，对后来考古专家准确判断那批玉石器的出土情况造成了极大困难，因而在年代的确定上，出现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混乱局面。
有的主张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有的主张属周代，有的主张属春秋时代，看上去各种主张都有立足的理由，各种说法都有各自的道理，因而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大家都感到合理和能够接受的结论。
这次砖厂民工挖开的仅是一个不大的土坑，弄毁的也仅是器物坑或大墓的一角，绝大部分遗迹遗物还被厚厚的泥土叠压着，没有遭到破坏，这就为弄清坑内的文化层及器物的摆放情形和相关年代，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一号祭祀坑上部覆盖的大石板，这一情形与当年燕青保发现器物坑时基本相同
于是，考古队员们经过研究，决定采用稳扎稳打的战略战术，以显露出的土坑为中心布方，在周边开四个5米×5米的探方，由上往下，由晚期至早期，一步步进行发掘。
具体发掘工作由陈德安、陈显丹两人共同主持。
四川大学两位老师李永宪、霍巍因校方有事急召返校不再参加发掘。
其主要发掘人员为：胡文超、戴福森、周科华、敖兴全、张文彦、朱章义、刘章泽、郭汉忠。
另外有摄影师江聪、修复人员敖金蓉，以及从当地雇用的民工数十人协助发掘。
1986年7月19日，在中国西南部，乃至整个长江中上游地区发掘史上最为辉煌壮观的考古发掘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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