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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赵殿增为首的各方代表，迅速驱车到南兴镇政府，除将现场危急情况通过电话向广汉县副县长陈治山和公安局局长黎登江汇报并请求支援外，还要请求南兴镇党委和政府组织当地民兵进入现场协助看护。
三、由南兴镇派出所对外围和周边地区的社会不安定分子进行控制管理。
广汉县陈副县长、黎局长听说三星堆发掘现场出现危机，立即驱车赶来察看，并同南兴镇党政负责人就有关事宜做了协商。
经过几方面的共同努力，以上三条决议很快付诸实施。
南兴镇很快就组织起了一个民兵营，共八十名基干民兵携带枪支弹药开进现场，协助公安武警共同守卫。
三星村周边的真武村、仁胜村派出精壮劳力，会同当地两个砖瓦厂的民工，立即设法完成器物坑周边的打桩和篱笆编织工作。
与此同时，南兴镇与广兴镇两个派出所按照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近四十年掌握的“特情”
花名册，迅速出动干警，将散布在镇内各个角落的原地富反坏右分子，打砸抢烧分子，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杀人放火分子，劳改、解除劳教分子，有犯罪倾向的不安定分子，无业人员，社会闲杂人员，流浪人员，等等，全部集中起来，弄到镇粮管所三间闲置的仓库，以贯彻党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的名义免费办学习班。
为防止在办班期间有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偷偷跑到三星堆发掘现场作案犯科、打砸抢烧、搞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犯罪分子，派出所严格规定，在办班期间不管是什么人，全部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无论什么时间都不能离开吃、住、学三位一体的三间仓库。
如不遵守此项规定，则立即捕获押入广汉县公安看守所……如此种种保护措施和政治策略落实之后，三星堆器物坑在万人瞩目、万众欢腾、万民景仰中，再度吹响了发掘的号角。
坑内出土的金杖
在考古人员的操作下，曾引起巨大轰动和社会广泛瞩目的那根“金腰带”
，在一片惊愕与欢呼声中被清理出土。
经测量，器身全长1.42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五百克。
器物取出后，发现原来推断的“金腰带”
不确，从残留的痕迹看，此物是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一根木杖之上而成为一个整体。
出土时内层木芯已朽，但尚存炭化木渣，可知内有木杖。
因发现时金皮已被压扁变形，其长度、宽度都与现代人的腰带不相上下，故“二陈”
等考古人员认为是蜀王的“金腰带”
。
在器物被取出之后，通过赵殿增、陈德安、陈显丹等考古人员的详细观察，才知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推断性错误，实际上这件器物是一根金杖。
关于这根金杖的性质和用途，有学者认为具有巫术性质，是一种法器，不是实用器。
还有学者认为是图腾式的族徽标志。
而赵殿增、“二陈”
等发掘者认为是古代蜀国象征王权的权杖。
因为，中国夏、商、周三代王朝都用“九鼎”
象征国家权力，古代蜀国则以金杖标志王权，金杖成为古蜀王国政权的最高象征物。
同时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古代蜀国具有与中原同时期文化不同的来源与内涵。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是中国境内发现的商代金器最大、分量最重，表示王权神授的绝无仅有的稀世珍宝，其工艺之精湛，内涵之精深，令人叹为观止。
在发现这根权杖之前，世界考古学界、史学界、文艺界等许多颇具权威的人士曾有过定论，认为权杖这样的器物，从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用途来判断，中国甚至整个远东地区都不可能存在。
只有中东、近东和西方才有可能出现，或者说这种权杖只是古埃及法老和希腊神话中的万神之祖宙斯的专利品。
然而，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三星堆遗址，还是出土了象征王权与神权的金杖。
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彻底地推翻了那些原有的定论。
当然，那些下定论的人或许有他们的理由，因为人类在上古时代，何时开始使用黄金制品，尚无明确记载，只有《山海经》等古籍，留下了只言片语的记述，并指出了黄金、赤金的区别。
这一记述，只是说明约在夏朝时代人们已基本懂得了金的属性，但也仅此而已。
直到前些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还在说，金银器皿出现较晚，汉以前少见，到唐代始较多发现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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