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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坑之说的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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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6年，在广汉召开的“巴蜀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
上，就有为数众多的专家，高屋建瓴地注意到了三星堆遗址两个器物坑性质的重要，并提出了“墓葬陪葬坑说”
“亡国宝器掩埋坑说”
等多种说法。
在这次会上，有的学者又把当年冯汉骥提出的观点旧事重提，仍坚持认为应属于窖藏性质。
1976年9月，当冯汉骥躺在病榻上，在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中，指导他的爱徒童恩正，在论述月亮湾出土的玉器时，曾有过这样明确的表示：“广汉玉石器埋藏的性质，过去有人认为是古代蜀国帝王的墓葬，有人认为是祭山川之所。
现在看来，以属于窖藏的可能性较大。
根据我们解放后多次在广汉调查和试掘的情况来看，这里文化层的堆积很厚，范围也相当广泛，很可能此处原来是古代蜀国一个重要的政冶经济中心，而发现玉器的地点，即为其手工业作坊所在地。
历年来出土的玉石成品、半成品和石坯，应该就是这个作坊的遗物。
但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这个作坊突然废弃，人们只能仓促将所有的产品埋藏起来，以后也就没有机会再来挖掘，所以保存至今……对此我们亦有一假设：据《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的记载，蜀的统治者原为杜宇氏，以后为开明氏所取代。
据《华阳国志·蜀志》载开明氏位十二世，《路史·余论》则记开明氏经十一代三百五十年为秦所灭。
按秦灭蜀为公元前316年，经上推算则开明氏取代杜宇氏的时间约在公元前666年左右，广汉玉石器作坊的突然废弃，可能与这一历史事件有关。”
继冯汉骥与童恩正发表这一观点之后的1986年，曾主持三星堆考古发掘的四川省博物馆著名考古学家沈仲常和另一位同事黄家祥，又发表了《关于广汉土坑出土石璧的认识》一文。
文中说：“在本世纪30年代，广汉土坑出土了石璧等遗物。
这种土坑到底是墓葬或是一种祭祀坑？石璧等遗物是作为墓葬的或是作为祭祀坑的埋藏物？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认清石璧的性质，解开埋藏或随葬石璧之谜无疑是有所启迪的……我们认为解放前广汉土坑出土石璧、玉琮等一组玉石礼器当是作为随葬品埋入墓葬的，出土石璧、玉琮等一组玉石礼器的土坑当是一座墓葬。
这座墓的墓主人当是有一定地位、一定身份和级别的显贵者。
同时还说明，林名均和郑德坤先生有关解放前广汉土坑出土石璧在坑中置放的情况，当以‘葛氏据董君所闻，谓璧在地中布置，由小而大，分三道，一列坑左，一列坑右，一列坑面，形如长方坑之装饰’。
比林氏从摄影员晋君所闻石璧大小不等‘叠置如笋，横卧泥中’的记载，更接近于墓葬随葬石璧的置放情况。
虽然良渚的墓葬、齐家的墓葬随葬的玉石璧没有显示出分成几道、几列，但仍可看出石璧的置放是有特定的位置。
这里可举皇娘娘台齐家文化第48号墓随葬的83件石器的置放情况为例。
从发表的考古资料中可看出大量石璧在墓坑中部，墓坑内其他地方也零星有一部分。
另一部分石璧压在人骨架之上，一部分石璧在墓坑底部的人骨架之下。
因此，从记载的广汉土坑出土的石璧情况，我们可以推知，放在坑面的石璧，当是墓坑的底部。
这座墓葬之所以无人骨架发现，从当时记载看，由于墓坑在溪底，燕氏‘疑其下藏有金珠宝物，乃待至深夜，始率众匆匆前往掘取……’这可说明只是为了索取宝物，即便坑内有残留的人骨架痕迹，在黑夜的挖掘过程中，是绝不会发现和保留下来的。
再参照中原一带商、周之际大量遗存的发掘，我们可以说，不能一见到有人骨架的遗迹就判定为墓葬，有的遗存尽管有人骨架却不是墓葬。
由于某些特殊的地理环境，土壤中酸碱程度不一样，有些墓坑内人骨架全部腐朽，**然无存，连骨架的痕迹也难以辨认，而随葬器物却放置在墓坑原处保存下来，特别在发掘早期墓葬中会遇到这种情况。
遇到此类现象，我们也不能断然就判定它不是墓葬。
这些情况，在今后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可能还会出现的。
广汉土坑出土的石璧等玉石礼器，我们通过上面与其他考古资料的比较研究后，推测这个土坑是一座墓葬，出土的石璧等玉石礼器是作为随葬品埋入墓坑内的可能性极大，而且随葬有璧、琮这类玉石礼器的墓主人，在当时是有一定地位和身份的显贵者。
这种组合的玉石礼器的随葬品，在前面所列举的考古资料中均已看出。
因此，广汉出土玉石礼器的土坑是祭祀坑的可能性极小。”
令沈仲常、黄家祥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他们发表此文的两个月后，震惊中外的三星堆器物坑被发现了。
面对两个大型的土坑和埋藏的奇特古怪的器物，在随后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沈氏除了坚持以前的观点——即新发现的两个器物坑，同此前燕氏发现的玉器坑一样同属墓葬之外，还稍有缓和地表示：“即使不是墓葬，也应与墓葬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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