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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发现的七座城址中,宝墩古城是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为丰富,同时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座标示性建筑,属于同类考古学文化遗存中最为典型的遗址。
因此,按照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惯例,考古人员将这七座古城的文化统称为“宝墩文化”
。
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津县城西北约五公里的龙马乡宝墩村,过去一直被人们称作“龙马古城”
。
当地土著传说它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孟获城”
。
这个城址的平面呈长方形,其中东北、东南两面墙的北段以及西北墙的北段尚保存完好,其他保存较差,高度仅为完好城墙的一半左右。
拐角中,西南墙与西北墙相接的地方保存完好,数千年前的夯土清晰可见,最宽的地方达二十五米,最高的地方为五米。
按照城墙的长度计算,宝墩古城长约一千米,宽约六百米,总面积为六十万平方米。
当考古人员最初发现这座古城时,并未预料到它的年代有如此久远,只是在城墙上发现了汉代的墓葬。
后来,通过对城墙的解剖和遗址内的钻探、试掘,才蓦然意识到这是一座古蜀时期人类遗留的大型城址,此后相继出土了大量的陶片、石器、墓葬和房基。
随着出土器物的不断增多,遗址的文化内涵逐渐浮出水面。
最后考古学家们确认,这是一座早于三星堆古城遗址的古蜀文化早期遗存。
继宝墩古城发现之后,另一座颇具影响,并与三星堆遗址有着更加直接联系的古文化遗存,便是轰动一时的鱼凫城遗址。
这座古城位于成都平原温江县城以北约五公里的万青镇鱼凫村,传说是古蜀王鱼凫的国都所在,故称鱼凫城。
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属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
因为传说的**,这座古城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具有非凡的吸引力。
1996年冬天,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王毅、江章华等对该城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钻探和发掘,结果发现鱼凫城的城墙形状与宝墩时期其余几座古城大相径庭。
其他的古城形状呈长方形或接近方形,而鱼凫城是呈规则的六边形。
可惜这座在成都平原名声最为显赫的古蜀时期的城址,其城墙墙体毁损严重,保存极差,仅有南垣480米、西垣南段350米、西北垣西段370米、东南垣150米依稀尚存。
复原后的城垣全长约为两千一百米,城址总面积约为四十万平方米。
在对鱼凫城的发掘中,考古人员没能发现类似三星堆那样能够代表鱼凫王国都城所特有的重要文物,只是发现其城墙夯筑十分讲究,内侧墙体的土均为质地紧密的黏土,而外侧墙体的土是质地疏松的黑土与黄土,但土中夹杂有很多坚硬的鹅卵石。
在发掘中,考古人员注意到,有一条古河道从西北墙穿过,又从东南横穿遗址流出。
由于对河道的形成年代与遗址的年代关系一时难以断定,因而发掘人员也就暂时无法断定鱼凫城的废弃是否跟这条河流有直接关系。
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发掘的鱼凫村遗址
鱼凫村遗址平面图
著名考古学家林向、赵殿增及成都市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通过对宝墩、鱼凫城等新发现的七座古城进行勘察、研究,认为这些城邑在人类文明历史的长河中早则早矣,但就个体存在的年限而言不会很久。
几座古城此兴彼废,交替更生,各自兴盛了200-300年的时间。
因为当时整个成都平原尚处于酋邦制时代,酋邦不像国家以领土为疆域,而是以同血缘的氏族部落的聚邑为疆域,或村居或筑小城,部落联盟的中心酋长则居中心大城,其他则居小城或村居。
人来筑城,族迁城废,天灾人祸,兴废消长,变化多端。
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一历史时期,成都平原上才留下了这么多的古城。
这些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古城不论后来保存得好坏,从考古发掘的成果看,其文化内涵与三星堆文化遗址一期(即萌芽期)相互衔接。
也就是说,宝墩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胚胎和母体。
换言之,三星堆文化是宝墩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没有宝墩文化的铺垫与滋润,就没有后来三星堆文明的辉煌。
既然三星堆古城的前世今生已有了较为清晰的线索,那么,延续了宝墩文化血脉,承载了这一文明遗产和生命基因,在古蜀人类历史上曾辉煌盖世的三星堆古城又是如何走上毁灭的呢?遗憾的是,古代文献没有点滴记载。
专家学者们除了对已公布的考古成果做尽可能全面深入的研究外,仍在不断地全方位搜寻资料,并根据这些资料透露的点滴信息,谨小慎微地校正着自己原有的成果,以此希望有所新的发现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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