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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商王朝的甲骨文中留下了一些只字片言。
在这些记载中有商王命军队伐蜀和抽调蜀国射手的内容。
如“至蜀”
“征蜀”
“伐蜀”
“……蜀射三百”
，或充当驭手的卜辞“□蜀街口”
。
也有商王派遣使者到蜀国的记载：“丁卯卜，共贞，至蜀，我又（有）史（使）。”
这段记载的意思是，丁卯的那一天，一个名叫共的人占卜，问派遣使者去蜀这件事的吉凶。
当然，蜀王是不会任由商王摆布的，他经常拒绝商王的要求。
因此商王就派军队镇压，这就出现了“□寅卜……王登人正（征）蜀”
的卜辞。
此卜辞的意思是说，商王武丁准备征集军队讨伐蜀国。
这种战事的记载有多起。
由此可见，蜀、商之间的恶战使二者结下了冤仇，而不是成为朋友。
不过对记载中的蜀是现在的何处，是否就是指今天四川的问题，学术界曾有不同的看法。
如甲骨学者胡厚宣认为甲骨文中的“蜀”
在今山东泰安至汶上一带；陈梦家释为旬，即认为是指后世的旬国；董作宾认为在今之陕西或者四川；李伯谦将汉中地区出土的铜器和陶器与成都平原蜀地的一些铜器和陶器进行比较研究后，提出了汉中盆地“城固铜器群为代表的文化有可能是更早的蜀文化，蜀族最早的中心可能不是在其他地区，而是在汉水上游，只是到了西周时期才转移到成都平原”
的说法。
而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表明，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飞鸟头形勺等器形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在川西平原是自成系列的一支新文化。
这支文化的上限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至商末周初或略晚些。
除第一期遗存外，二至四期遗存和过去已被大家所认识的春秋战国时期以柳叶形青铜短剑、烟荷包式铜钺、三角形铜戈为代表的巴蜀文化相衔接。
故有人将这类文化称为“早期巴蜀文化”
或“早期蜀文化”
。
从三星堆遗址发掘的情况来看，至迟在二里头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夏文化）时期，蜀族就与中原有文化交往。
商、西周时期交往更为密切。
一号祭祀坑出土的器物中，除金杖、金面罩、青铜头像、部分玉璋等具有强烈的地方特点，为商文化所不见外，其他如尊、罍、盘等青铜容器与玉、璋等都和商王统治区域内出土的商代前期器物的形制、花纹基本一致。
在祭祀礼仪上，蜀人用“燔燎”
法可与卜辞中“燎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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