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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大的时间、距离之差，其中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颇令人费解。
据王毅、朱章义、张擎等考古人员后来考证，这件器物的制作者可能不是金沙遗址的古蜀人，而是良渚文化的先民。
也就是说，这件器物在商周时期已经是一件拥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文物了。
至于这件器物是如何历经一千多年而保存下来，又是如何辗转数千公里而流传到成都平原，并经古蜀人之手埋藏于金沙遗址之中，则成了一个难解的谜团。
出土的石虎
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蛇
出土的石人
同三星堆遗址有所差别的是，在发现大量精美玉器的同时，金沙遗址还发现了近七百件形态各异、用途不同的石器。
其品种主要有璋、璧、虎、蛇、龟、跪坐人像等。
据发掘人员研究，这些器物大多已不具有实用性，而与祭祀宗教活动密切相关。
尤其是跪坐人像和动物形石刻圆雕作品，造型优美，栩栩如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较早、制作最为精美并和祭祀活动有关联的石雕艺术品。
其中几件跪坐人像，高15-25厘米不等，总体形象是头发中分，长辫及腰，双手反缚并有绳索捆绑。
两耳穿孔，嘴部和眼眶涂抹鲜艳的朱砂，如同现代女性一样吊耳环、涂口红，表情各异。
据分析推断可能是奴隶或战俘的象征。
令考古人员大感兴趣的是，这几件跪坐人像均出土于金沙遗址的祭祀区，并和玉器、铜器等一起出土，说明它们同样是作为祭品被埋于地下的。
这一祭祀的形式，又可说明成都平原已具有了高度的文化和文明程度。
而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商周王朝的国王和贵族们杀人祭祀还是一种普遍现象。
这在甲骨文中有很多的记载，考古发掘中也发现大量的实物。
二者的文化差异如此之大，是学术界在此之前所未曾想到的。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璧与石璋等器物
就整个金沙遗址的发掘而言，除发现各种大小不一的器物外，更重要的是发现了远古时代的建筑遗存。
其中在位于摸底河北岸的黄忠村“三和花园”
工地内，一次性发现了17座大型房屋建筑基址。
房址均为木（竹）骨泥墙式建筑，多数为长方形排房。
这些排房在建造时，一般是先开挖墙基，再做其他各部件的安置。
墙体多采用木骨泥墙或加立柱的方法。
由于时代过于久远，晚期破坏比较严重，发掘时墙体和地面均已不存，仅有墙基槽和柱洞尚依稀可辨。
那些被埋在黄土之下数米，开口都在第五文化层之下的六座房址，布局较有规律，均为大型排房建筑。
虽然因发掘场地限制，有三座房址未能发掘完毕，但可以肯定这六座房址为同时规划和修建的一组建筑。
这一组建筑基址的发掘总面积在一千平方米以上，是西南地区所发现的最大的一组建筑群。
从几十年的考古情况看，以木骨泥墙为主体的宫殿式建筑基址在西南地区极少发现。
据发掘者推断，这种成组的大型排房建筑绝非一般平民所能拥有，只有古蜀国最高统治阶层才有能力组织人力、物力来修建这一工程浩大的建筑物。
结合金沙村出土的大量同时期祭祀用品和专用祭祀场所分析，这一组建筑基址很可能是金沙遗址的中心宫殿区，也就是当年古蜀国的国王临朝听政、发号施令，以及群臣集会的国之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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