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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铜容器圈足上的纹样，以云雷纹为底，上面再饰以夔纹。
这些都是受中原商文化与周文化影响的结果。
至于那些凹刃凿形器、玉斧形器、有领玉璧形器等出土器物，则与东南亚地区青铜时代出土的同类器物及装饰风格非常相似。
这就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商周时期成都平原和东南亚地区的古代文化之间已有了交往和相互影响，对于探索商周时期成都平原与东南亚地区青铜文化以及其他诸文化的关系，有着其他遗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就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文化特征以及性质比较而言，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铜器、玉石器等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礼仪性用器，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其总体风格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器物相一致。
如金面具、金王冠带、铜立人像、铜环形器、铜方孔形器、玉璧、玉璋、玉戈、玉凿、石蛇等，均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同类器物在造型风格和图案纹样上基本相同。
这一相同的文化特征，表明该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在造型和风格上基本一致。
两者均保持着远古祭礼的神秘威仪，特别是那条令人怦然心动的金冠带所錾刻的细腻的鱼鸟花纹，与三星堆金杖上的图案仿佛出自一个工匠之手。
有的学者认为此金冠带和三星堆的金杖可能为同一个蜀王所拥有，只不过金杖是握在手里，而金冠带则是环绕在皇冠之上的饰物罢了。
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小立人像，则是三星堆青铜人像大家族中的孝子贤孙及接班人的具体体现。
最不可思议的是，金沙遗址大量象牙和动物骨骼的出土，也同三星堆祭祀坑的象牙与动物骨骼无甚区别，加之两处器物的埋藏均较为集中，因此当这批器物被发掘并集中展示时，就构成了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基本面貌。
凡是目睹过金沙遗址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学者，无一例外地认为，它跟三星堆遗址一定有着密不可分的隐秘联系。
三星堆文明的猝然消失，作为一个难解之谜曾引发了学术界长久不息的论争。
金沙遗址的横空出世，则使这个悬念和谜团终于有了破译的可能和拨云见日的亮色。
同此前林向等学者们想象大同小异的是，三星堆文明由于突如其来的洪水或战争消亡之后，这个王国的幸存者于死里逃生之后，陆续迁徙到了以金沙遗址为中心的宽阔地带，并使三星堆文明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得以延续和重建。
可以说，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后在成都平原腹地的再次复活，是商代中期正处于鼎盛的古蜀王国在遭遇了一场狂飙突进、天崩地裂的突变之后，于劫难的灰烬中重新燃起的希望之火，是在伟大民族复兴的号角中崛起的又一股新生力量。
这股力量在古老而神奇的成都平原上，自强自立，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人类文明的奇迹，最终使古蜀文化呈现出了一派光芒四射的大景观、大气象、大辉煌来。
当然，金沙遗址所显现的文明特征也有与三星堆文明不尽相同之处。
如金器的多样化，石跪坐人像、石虎、石蛇等数量众多的石圆雕像。
这在三星堆未见出土，在国内则属于首次发现。
除此之外，那数以吨计的象牙更是罕见。
三星堆遗址以青铜器见长，而金沙则以玉器见长。
金沙出土的玉器不仅数量众多，且十分精美，其中大型玉琮的出现又让人想起良渚文化，并对二者的文化交流进行思考和追索。
那巨型卜甲的发现则又把金沙遗址同稍晚的十二桥文化连接起来……当然，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规律看，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都是可以按照科学规律得到合理阐释的。
因为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孤立和突然生长起来的。
它必有内部和外部的推动力量，也必然离不开大地的滋润和它身处那个环境中的文化浸**。
据考古人员透露，整个金沙遗址的发掘尚未过半，许多未知的文化面貌和因素亦未被揭示出来。
要对这一面积宏阔、内容庞杂、文化精深的古代遗址，在短时期内做出全面的分析和判断还为时尚早，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也无法预测和断言此处是否埋藏有类似三星堆青铜神树和大立人像那样巨型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制品，或者还有比三星堆遗址更多、更美、更珍贵、更具学术研究价值的器物发现？这一切都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或许正如著名考古学家林向所期望的：“我们仍将寄希望于未来的考古发现。
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将爆发出更加惊人的考古新闻。
让我们以恒久的耐心，饱满的热情，科学的态度，在新世纪的灿烂光照里努力工作吧。”
尚未发掘的金沙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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