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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节正面有错金铭文“王命二车徒”
字样，另镶有27片弯叶形金箔作虎斑纹，背面无文字，但上贴33片金箔。
虎眼、虎耳均以细金片勾勒，头部金箔多达十片。
整个器形虽为一扁平铜板制成，但其头与足的各转折位置及脸部皱纹等均用粗线条勾勒，层次分明，纹路清晰，尤其是虎的毛斑铸出弯叶形浅凹槽，上贴金箔片，致使虎的周身斑斓生辉，威势大增，在增添了立体感的同时，又透出一股风生树撼的生气和灵性。
关于“节”
最早始于何时，史学界尚无定论。
在《周礼·掌节》中，有“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
的记载。
而在《小行人》中，对节的制作原料做了这样的解释：“天下之六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
道路用旌节，门关用符节，都鄙用管节，皆以竹为之。”
这个记载渐被后来的考古发掘所认定。
1946年9月，有农民在长沙市东郊挖掘出了一件铜龙节。
据当时的挖掘者说，这件铜龙节出土于一个小型的土坑墓中，墓室宽1.2米左右，同出的有素面铜镜和双耳陶壶等。
铜龙节出于墓室腰部，出土后辗转于古董商人及恶霸之手，新中国成立后此铜龙节收归湖南省博物馆保存。
长沙东郊发现的铜龙节为长条形，头端较大，尾端小，一端铸有龙头，其余为长方形，正面刻有铭文“王命命传赁”
五字，反面有“一棓饮之”
四字，正反两面共九字，其中正面的“命”
字为重文，通长21厘米、头端宽3厘米、尾端宽1.9厘米，铭文留有明显的刀凿痕迹，应为镌刻无疑。
根据《小行人》“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
的记载，此节即是以金（古人称铜为金）为之，应属泽国用的龙节。
鄂君启金节文字
与长沙出土龙节在字体、时代基本相同的，还有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
。
1957年4月，安徽寿县八公山乡农民李义文、徐世均在九里乡九里圩修复堤坎的工程中，于城东门二里许的丘家花园取土时，发现了“鄂君启金节”
四件，与金节同时出土的还有小铁锤、小金块和一块陶片等。
经文物部门派人到出土现场勘察，得知当地农民在修复堤坎取土时，掘出了一个墓葬的一角，随葬器物由此显露于世。
鄂君启金节文字线描图
象岗山古墓西耳室出土的虎节，其字体与长沙出土的龙节以及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相同，时代也大体相当。
关于鄂君启金节的铸造时代，郭沫若先生考证应“在屈原任楚怀王左徒的时期”
，有的学者将这个年代定为楚怀王六年，即公元前323年。
似无疑问的是，无论是寿县的鄂君启金节、长沙的龙节，还是象岗山古墓出土的虎节均为战国楚器，而这些金节属于何王所有则难以定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各地所有出土的节中，通体以错金铸造法制成的，仅象岗山古墓出土的一件。
至于这件虎节从何而来，据考古学家麦英豪根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的武王赵佗“攻长沙边邑”
推断，此虎节极有可能是赵佗攻占了楚国旧地时所获，赵佗死后，虎节传给子孙后代并成为象岗山古墓的随葬品。
当然，除这个推断外，亦不能排除战国时代楚国的势力已逾越岭南的可能性，但要使这个可能性成为事实，还需要有更多的出土文物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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