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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玉片呈灰黄色或红褐色，质地较软，已分解为碎块，或风化为粉状，显然属于一般石料。
对比满城2号墓窦绾所服玉衣上衣前后身玉衣片的部分质料，两者均大同小异，同属不很珍贵的软玉类品种。
除此之外还可发现，玉衣片中还包含着一些制作玉器切割下来的下脚料和玉器残片。
由此可推测，玉衣制作地点可能是在制作玉器的作坊或其附近，也许是在一个综合性玉器作坊中完成的。
从玉片上保留着粗糙的切割表皮看，当时安排使用玉料是相当节省的。
由于玉衣的造型是以人体形状为基本依据的，从玉衣出土时的整体尺度推算，墓主人的身高应在170厘米左右，从两袖下段筒口分析，墓主人体形可能较瘦。
至于上衣衣身较宽大，可能与玉衣内放置玉璧有关。
有些玉片上保留着开料时的切口，有的切口宽度仅约0.1毫米。
切割面上留下了基本平行的“锯路”
痕迹，说明当初割料时用的是一种长条形扁片工具。
由于切割面较平整光滑，可以看出用的磨料较细，因而可推断当初的切割效率不会很高，需要消耗很多的劳动力和时间。
按照白荣金等专家推断，玉衣的制作地点大体有三种可能：第一，全部由汉廷制作，赐给象岗墓主做殓葬用，但从躯干部位玉片用料过于节省这一点分析，这种可能性很小；第二，头、手、脚三部分为汉廷制作，躯干部分为南越国配制，这种可能性虽较前一种稍大，但裤筒上的玉片有个别属于头、手、脚的穿孔残片配入，说明制作玉衣躯干的地点同时又有制作头、手等穿孔玉片的余片，这个矛盾很难解释先前推论的成立；第三，全部在南越国加工制作，这种可能性似乎最大。
象岗古墓墓主玉衣片上的钻孔，从剖面上看，孔壁呈圆锥形，属杆钻加磨料钻成。
从一些未钻通的废孔痕迹和一般钻孔现象分析，钻孔先从背面钻起，待钻透时，再从正面轻轻钻磨一下，把正面孔口上的锐棱磨掉，避免连缀时用的丝线被割断。
而满城汉墓玉衣片上的孔眼是用管形钻钻出的，孔壁呈圆筒形，既细且匀。
可见象岗古墓墓主玉衣的钻孔工艺较为落后，从而有助于证明象岗古墓墓主玉衣是在本地制作的推断。
经中国地质科学研究所闻广等专家研究鉴定，玉衣的玉料很可能是就地取材，且取材地点可能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岭南曲江县的玉山之中。
象岗古墓出土的丝缕玉衣，属于汉代考古文献记载中已知金缕、银缕、铜缕玉衣以外的又一个新的品种。
如果墓主确属赵胡，那么，丝缕玉衣随墓主人的入葬年代，应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或稍后，其制作时间要早于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近十年或多些。
但象岗古墓玉衣制作较特殊，头罩、双手、双足是用长方形或方形等小而薄的玉片，四角钻孔用丝线编缀而成；其余两个袖筒、上身胸腹及下身两裤筒共五个部分，只用长方形或方形小玉石片粘贴在麻布上，石片上再覆以素绢。
这种全套玉衣都用丝缀及粘贴的制法为中原所不见。
河北满城的中山靖王刘胜夫妇以诸侯王的身份享用金缕玉衣，可能是由皇帝特赐，或者是因为当时玉衣初行，等级制度不严，金缕玉衣并未成为皇帝至尊专用的殓服。
赵胡继位为南越王是得到汉中央政府承认的，如玉衣系汉廷所赐，可与刘胜同用金缕，即使按严格的等级制度，也当用银缕，而赵胡所用却是丝缕玉衣。
由此可进一步推断这件丝缕玉衣属南越国工匠自制的。
尽管象岗古墓出土的这件玉衣在质量和规格上无法和满城汉墓出土的玉衣相匹敌，但它却是经科学发掘、整理和修复起来的年代最早的一套完整的玉衣。
这套丝缕玉衣以它独特的形式，显示出了中国玉衣发展过程中的早期特点，其在玉衣发展史上的地位，是在此之前所发现的一切玉衣无法代替的，因而，也就具有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与考古研究的价值。
就在白荣金、冼锦祥等人清理玉衣的过程中，发现玉衣内仍保留有部分遗体的残骸，绝大部分残骸已腐朽成粉末状的骨渣，只在玉衣的头罩部分尚有少许残颅骨片，这些残片大小不一，最小的为直径5毫米左右，最大的直径也仅有45-50毫米。
由头罩中捡出的残颅片，大多数已难辨其所属部位，少数较大的骨片经拼对黏合后尚可判断其所属部位，这几块拼接起来的残颅骨片，也就成为判别墓主性别年龄的唯一宝贵资料，后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鉴定专家以及北京医院口腔科主任李善荣等采取多种方法鉴定，象岗古墓墓主属一例男性个体，从牙齿的磨耗程度、主要颅骨缝的愈合情况以及牙槽骨出现萎缩和牙齿的结构等多方面考察，墓主的死亡年龄约为40-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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