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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诏书表明：一是刘邦不承认赵佗的南越国，他要像秦始皇一样，把岭南百越统一到他的江山社稷之中。
二是由于自己无暇、无力顾及南越国，便利用封侯的方式，即通过侯王的势力进行控制，依靠长沙王吴芮吞并岭南的南越国。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三月，刘邦又传诏，封齐信侯徭毋余为海阳侯，食一千八百户。
海阳之地，属赵佗的南越国所辖的县地，自然这也是虚封。
当时，齐信侯徭毋余握有重兵，本人又勇猛善战，自小熟读《太公兵书》，自谓刘邦属下文韬武略的全才。
汉高祖刘邦的用意是故意给赵佗树立第二个敌人，让他的这个齐信侯率兵攻打南越国，进而把南越的疆土划归汉室所有。
刘邦的这个主意想得可谓不错，但现实情况就没有他想的那样美妙了。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赵佗立国后，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岭南之地，生产逐步发展，百姓的日子也慢慢好起来，军事方面已有带甲兵百万之众，天时、地利、人和都对赵佗有利。
仅凭长沙王吴芮和齐信侯徭毋余，又怎么敢向南越国诉诸武力呢？对汉高祖刘邦的虚封，初时长沙王吴芮和齐信侯徭毋余受宠若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齐信侯先悟出了其中之意，汉高祖想借他的手去夺取海阳之地。
可当他权衡一下自己和南越王的实力，方感到南越的强大和自己的渺小，明白绝不可自讨苦吃，拿着鸡蛋去碰石头，做赔本的买卖。
至于长沙王吴芮，在受封的五郡中，有三郡已被赵佗占有，他实际只得了两个郡的封地，以这两郡的军事实力他是不敢率兵攻打南越国的。
相反，他还担心南越王赵佗会逾岭夺取他的封地。
更为不幸的是，吴芮在受封长沙王的第二年，突发恶病，医治无效，一命归天了。
世袭的王位由他的儿子吴臣继承，汉高祖封他为长沙成王。
吴臣继位后，按照先父吴芮临终时的密嘱，一方面加强与南越国接壤的边境防御，一方面大肆招兵买马，防备南越军队逾岭北侵。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西汉王朝政治、经济状况的好转，刘邦在对待南越王国的问题上也有了变化。
在汉王朝依然没有足够的能力征服岭南的情况下，为了不使岭南危害一方，刘邦开始顺水推舟，承认赵佗南越称王的既成事实，并于汉十一年，派陆贾出使南越，颁布自己的诏命。
《汉书·陆贾传》载：“陆贾者，楚人也。
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
陆贾是较早地参加到秦末农民战争行列中的知识分子。
公元前207年，刘邦率起义军由武关入陕，进军咸阳，子婴派重兵拒于屹关，刘邦用张良之计，“‘使郦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秦将果欲连和”
。
于是，秦军设防懈怠，士气大减，刘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陆贾在农民起义军中从此崭露头角。
当秦王朝被推翻以后，陆贾继续跟随刘邦参加楚汉战争，并成为刘邦重要的亲随谋士之一。
秦王朝在农民战争的疾风骤雨中覆灭了，代之而起的西汉王朝究竟采取什么政策来进行统治，对这个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汉高祖刘邦，似乎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过。
刘邦的内心深处，本来就是一个流氓无产者兼法家思想的崇拜者，在思想意识上并没有超出秦始皇时代的法治体系，重武轻文的文化传统在他的思想深处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他平时最看不起儒家，甚至鄙视到将尿撒在儒生帽子里。
而陆贾却深谋远虑，对治国之道胸有成竹。
围绕着如何治国兴邦的问题，陆贾以天下为己任，不顾个人安危，面折廷争，同刘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描述当时的情况：“陆生时时前说《诗》《书》。
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
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很明显，陆贾的这番议论，道出了一个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的深刻哲理。
先秦的法家思想是适应了当时社会变革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同旧势力进行殊死的斗争，以及为实现全国统一的兼并战争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法家思想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它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只强调进取，而轻视守成，好比钟表的发条越上越紧，易致崩裂。
它使人形成一种崇尚武功、贪狠强力、寡义趋利、刻薄寡恩的价值取向，忽视一切伦理道德的规范、调节与稳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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