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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雀山汉墓出土的西汉导引升天图（银雀山汉墓博物馆提供）
金雀山汉墓出土帛画第四组内容摹本
正是缘于这种非正常的考古发掘，临沂县文化局内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这一问题，曾写信向省文化组、省博物馆等业务部门做过反映。
在这些部门的责问下，刘心健等人受到了文化局领导和文物组内部人员的严厉批评与愤怒声讨，刘被迫在一次内部总结会上对自己的不轨行为做出检讨，并表示等天气转暖，再重返金雀山对两座墓葬好好清理一番，将功补过。
想不到这个计划尚未实施，相隔不远的银雀山又发现了古墓，面对老局长话中带锋的训示，刘心健感到如芒在背，很不自在，遂连忙点头称是，并当场表态要好好发掘，再也不敢翘起屁股等着挨板子了。
金雀山出土帛画第五组内容摹本
4月14日一大早，刘心健率领张鸣雪、杨佃旭、王文起、苏寿年、唐士文等一干人马，驾着一辆两轮地排车，携带发掘工具，迎着春风丽日，精神抖擞地赶往银雀山发掘现场。
在这一干人马中，真正能搞点考古发掘的业务人员只有刘和张二人。
刘心健时年40多岁，算是当地考古方面的中坚力量。
张鸣雪已是73岁高龄，此人属临沂土著，民国时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专业，后回临沂一中当生物教师。
1957年，在“反右”
的紧急关头，由于被一同事密报“经常搞歪理邪说，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被组织上划为右派分子，自此作为党和人民的敌人经常被批判、揪斗。
几年之后，政治形势有些转向，临沂地区文教局成立文物组，一位教育界的领导人本着对张的同情，积极出面活动，把处境艰难的张鸣雪调到地区文物组工作，此人算是从苦海中湿漉漉地爬上了岸。
刘心健（左）与身穿军衣的杨佃旭合影
临沂文物组人员使用的地排车，又称架子车
爬上了岸边的张鸣雪，尽管此前对文物工作所知甚少，但本着干一行爱一行和对党感恩戴德的心情，开始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耕耘。
后来由于编制原因，文物组划归临沂县文化局领导，但仍分管整个地区的文物工作。
许多年之后，据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杨佃旭回忆，张本人除了参加考古发掘，大多数时间都是骑一辆破旧自行车，每天往返四五十里路程，到各处搞文物普查。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张鸣雪从一个门外汉，渐渐成为当地文物圈的元老。
几十年打拼，也使他从小张变成了老张，由老张又熬成了张老，满头青丝渐成白雪，直到70多岁仍退而不休，蹲在文物组那把虽破旧动**但对他来说仍充满无穷魅力的椅子上，要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
与张鸣雪有些不同的是，38岁的杨佃旭在这个新组成的团体中属于打工性质。
杨早年毕业于师范学校，当过教师，后调武装部政工科当干事，再后来转业到县图书馆工作。
由于图书馆和文物组同属文化局领导，又在一个院子办公，双方自然多有来往。
杨本人曾好几次受领导派遣，参加过文物组主持的考古发掘，具有一定的考古知识和经验，这次即将进行的银雀山古墓的发掘，因文物组缺少人手，杨佃旭同前几次一样受领导委派，成为填补这一空白的主力。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任主任。
他利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员等职，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1972年3月在北京病逝
孔府大殿的“万世师表”
牌匾被造反派拆下烧毁
由于尹松若局长对本次发掘曾有过明确要求，在实施过程中的照相问题就成为整个考古程序中不可疏忽的重要一环。
但在经济上极端落后、正处于万户萧疏的沂蒙山区，整个地区唯一的一个文物组，此时却没有一架可供使用的照相机。
无奈之中，刘心健等人只好硬着头皮到县电影管理站求援，并聘请掌握一台进口照相机的宣传干事钟球作为这次行动的摄影师予以帮忙。
想不到这个钟球当时满口答应，拍着胸脯一再说“哥们儿绝对没问题”
，但当所有的发掘者都来到了银雀山，并在墓坑旁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却迟迟见不到钟球的人影。
一股焦虑、愤懑的情绪开始在大家心中蔓延升腾，由上海市文化系统划为右派分子而发配到临沂县文物组的工作人员王文起，原来就和刘心健有些不对路，今见钟球千呼万唤不出来，心中暗想，这刘、钟二人还不知搞的什么鬼名堂，说不定故意拿大家开涮，性急之下，心中火起，冷不丁大喊一声：“管他娘的鸟球，老子不理这个球了，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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