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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急转直下、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势下，毕宝启、吴九龙有些发蒙，心想怎么会突然出现了这样的反复？但很快就明白了过来，这是在墓葬发掘中临沂方面没能主持的报复性反击，是给自己一点颜色瞧瞧的具体体现，是压抑在心中怨气的总爆发。
当然，除了这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批文物的最终归属权落在谁家，是省博物馆，还是临沂文化局？按照毕宝启、吴九龙的想法，当然是省博物馆。
但按临沂方面的愿望，应该留在当地。
这一走一留，在不同的人心中产生的反应自然是不一样的。
从对方的强硬姿态与默契的配合中可以看出，临沂方面是事先做了密谋的，目前的毕、吴二人已经成为他们整个同盟的对立面，并被**裸地抛在了阳光之下，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
经过短时间的沉默与思考，毕、吴二人意识到如继续跟文物组这帮人纠缠，即使由黑发变成白发也不会弄出个是非分明的结果，要想尽快解决问题并从中突围而出，就要直接去找躲在背后暗中操纵的郑指导员，只有和他讲明国家文物方面的政策法令，才有可能一见高下，决出雌雄。
想到这里，二人怀揣着悲愤之情转身向外走去。
考古人员在清理出土的竹简。
左前为毕宝启，左后为崔寔，右前为吴九龙，右后为杨佃旭（岳国芳摄）
来到县政府大院军代表郑指导员的办公室，毕宝启、吴九龙当面质问对方为什么已经说好的事情突然又生变故，这样做是何道理？郑指导员对二人的到来似早有准备，他那沉稳、刚毅的目光在二人脸上横扫了一遍，略做冷笑与不屑状，然后单刀直入地说道：“文物组的同志们所说是有道理的，你们二人尽管代表省博物馆参加了银雀山汉墓的发掘，但你们没有正式发掘手续，是属于帮助工作性质的，真正的发掘者和有功之臣是临沂县文物组，而不是其他人。
所以这批器物的保管权是属于临沂县的，是属于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沂蒙儿女的，是属于英雄的沂蒙人民的。
现在中央要保护，省里要运转，这一切行为就文物而言是属于上调或借调的性质，是暂时的，而绝不是说这些器物就归你们省博物馆所有了。
如果省博物馆要占有这批文物，是于情于理于法都不相容的，是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冲突和对立的。
沂蒙儿女是既不喜欢，也不乐意，更不会答应的……”
郑指导员话至此处，早在一旁不耐烦的毕宝启横插过来道：“你在这里口口声声说帮忙，可他们又说是帮闲，这帮闲还是帮忙我们并不在乎，在这里我们出了多少力，出了什么样的力，你也许不清楚，但文物组的同志们是清楚的。
如果不是昧着良心说话，文物组几位同志的业务水平是不敢恭维的，要单独发掘这么重要的墓葬是有困难的，或者说按照有关规定是不允许的。
但是，现在墓葬已经发掘了，目前这个发掘已经得到了省和中央的认可，对这样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谁在中间出的力多，谁出的力少，谁发挥的作用大，你我双方自然是心知肚明的，靠讽刺挖苦是不能抹杀我们所做功绩的。
现在，中央要出面整理、保护这批珍贵的文物，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省里让我们出面转运文物，这是地区和县文化组都同意了的。
怎么时至今日又突然变卦，搞起了小孩子玩闹，你们到底耍的什么布袋戏？我想，你们这样做，全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也不会坐视不管的……”
未等毕宝启说完，郑指导员一挥手打断说：“老毕同志，现在不要争论是谁发掘的了，依我看，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省、县双方都出了力，都有功劳，你们都是人民的功臣，祖国感谢你们，沂蒙人民感谢你们。
至于出土的器物，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财产，是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的宝贵财富。
正是为了党和人民的财产不受损失，才要登记一下，留个底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有个原始证据可核对和查找。
关于这个问题，根据你们的意见，我再请示一下地区文化组的曹副政委，看他有什么指示。”
郑指导员说着，很快接通了曹副政委的电话，简要叙述了毕、吴二人的意见。
曹副政委听罢汇报，明确指示道：“银雀山汉墓的成功发掘，是省、地、县三级行政人员、文物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大家都出过力，大家都要负责任，至于谁出力多，谁出力少，大家不用明说，心中都有数。
现在要把这些出土器物拿到中央去整理、保护，大家都要支持，要从大局出发，不要相互扯皮。
对于要运走的器物，可以统一搞个表，说明共有多少东西，目前损坏的程度，损坏了多少，以及器物的下落去向，等等。
这样搞了，不管现在还是将来，无论是对党、对人民，都好有个交代，对大家也都有益处。”
郑指导员将这道指令记录下来，又将电话递给了毕宝启。
曹副政委向毕简单重复了一遍自己的意见，并希望能给予配合。
鉴于对方所说的一大堆道理和看上去较为诚恳的态度，毕、吴二人表示同意在清单上签字。
但到了下午，县文物组副组长崔寔突然拿出“手续”
，强行让毕、吴二人签字，毕、吴认为自己并未参加清点文物，对文物的多少心中无数，且老崔的这种做法也不符合曹副政委的指示精神，于是拒绝签字，双方再次叫起板来。
这次叫板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文物的去留，还牵涉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
毕、吴二人于气愤中又跑到县政治部找张政委理论，并提出了三条意见：一、文物组的领导人片面听取汇报，无理批评我们；二、他们说自己有能力发掘这个墓，我们不该参加；三、他们要和我们共同商量撰写一个发掘简报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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