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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舅父尔公，有三男三女。
长子张祖望，生男一女一，男名张琦（即张七），女名张蓓。”
张七先生接着说：“我以前从没听说过张联甲这个人，去年春节前和今年八月份，吕效祖曾先后两次来我家认亲，当时我父母也很惊讶：怎么突然间冒出门亲戚来？来的时候他还向我父母要我曾祖父的画像什么的，并在今年八月份拿走了一本《张瑞玑诗文集》。”
采访中，张七先生特别强调各家报纸转载文章错误与疑点甚多，他说，看了《陕西日报》1996年9月15日登载的《张瑞玑祖孙四代收藏书理〈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轶事》一文（以下简称《轶事》），我又查阅了厚达277页的《张瑞玑诗文集》，发现《轶事》一文里错误与疑点甚多，仅列举以下几点：
之一，《轶事》说：张瑞玑“因目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遂辞职寄居西安，纵情诗酒书画，不复问政。
1923年始与二子张联甲共同抄写整理当年购藏的《孙武兵法》竹简。”
而据《张瑞玑诗文集》记载：1923年曹锟“公开收买议员，争取选票，操纵国会”
，身为国会议员的先外祖父“拒受贿金，坚决不选曹锟，时人称赞之”
。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主张并代拟国民军通电一文。”
“孙中山先生1924年12月31日到京，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
先外祖父痛悲孙中山之殁，更感国事日非，于是乃旋里（返山西省赵城故里——作者注）不复出矣。”
《轶事》中的“遂辞职寄居西安……不复问政”
不知出自何处？更何况张瑞玑先生1923年、1924年仍在北京。
之二，《张瑞玑诗文集》记载：“至1927年在病中各方面电函邀请先外祖父出山，然有病已不能出矣。
是年春，先外祖父咯血，寻愈，至秋复病，不幸于1928年（民国十七年）元月6日午时殁。
享寿56岁。”
而《轶事》却写：张瑞玑于“1936年病逝，终年69岁”
。
之三，《轶事》又载：“7月、8月间，他（吕效祖）亲自找省上有关领导及文物、出版等部门，筹划公布和出版《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有关工作，一切准备妥当后，张氏家族商定，选择《报刊之友》杂志、新华通讯社和《收藏》杂志披露‘《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在西安发现的珍奇新闻。”
张七先生说：“吕效祖从没跟我家或与另外的张瑞玑后人商量过披露‘《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在西安发现的消息。”
采访过程中，张七先生有些激动地说：“当我看到10月18号吕效祖在《西安晚报》副刊上发表的《张瑞玑其人》时还挺感动的，外人还没有忘记我的曾祖父，死了几十年了还替他宣传，自己身为张瑞玑的后人却不能做些什么，感到很惭愧。
可不久，越看报纸就觉得越不对劲……”
之四，《轶事》还说：“张联甲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生前从来没有对子女讲过自己的身世，只是在1972年他逝世前留下了《示儿女》一纸遗嘱。
其中有：‘出学堂而进官场，出官场而上战场，辞战场归家，做点学问未成，事出有因，又上市场。
’这样一段隐晦的文字。
吕老（吕效祖）解释说：‘这一临终遗言道出了岳父的身世……”
作者采访过吕效祖，他曾说：“岳父从来没有告诉过儿女他的生前身世。”
问他如何知道张联甲就是张瑞玑的儿子时，他说：“是从岳父的遗嘱上知道的。”
从情理上来讲，张联甲从不对子女讲自己的身世是不可能的，而仅凭《示儿女》的几句隐晦的文字遗嘱就认为张联甲是张瑞玑的儿子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采访快要结束时，张七先生有些激动，甚至是愤慨。
他说：“如果我曾祖父曾经整理过‘《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必定留有他亲笔书写的笔迹，我家藏有曾祖父遗留下的书稿，对照一下笔迹，就能真相大白。”
他接着说：“对于张敬轩、吕效祖这种冒充名人之后来抬高他们身价的行为表示极大愤慨，在必要的时候我将用法律手段解决。”
以上采访情形，金旭华、李如荣在写成之后，曾投寄全国数家报刊予以发表，其中于1996年11月下旬寄给了《北京青年报》编辑曾伟，曾伟以职业的敏感，顺藤摸瓜，开始对“《孙武兵法》八十二篇”
问题进行追踪采访，并于1996年12月20日，在《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版》发表了《是真是假〈孙武兵法〉》的长篇文章，对其中部分事实做了进一步调查与澄清，其中披露的两个问题颇引人瞩目。
一、追访两位《孙武兵法》的最早报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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