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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属中的直立人种（Homoerectus），而我们现代人是智人种（Homosapiens），因此，“北京人”
与我们同属而不同种，他们是大约70—30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北方的、现已绝灭了的猿人（直立人种），是人类进化中的一支，是研究人类起源极为重要的科学证据。
现代人类的起源问题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也是大众、媒体等关注的焦点。
物种起源问题不仅是古人类学、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以及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的共同命题，更是当前人类社会共同关心的哲学问题，如生命从哪儿来？我们是谁？
那么，北京猿人是现代北京人或我们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吗？
80多年前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猿人化石，是世界上最早辨认出并得到认可的、有别于我们现代人种的古人类化石，为当时证实达尔文进化论提出的由猿到人的主要进化环节填补了空白。
从那时起，中国的科学家对世界文化遗产周口店开展了持续研究，他们认为北京猿人可以使用火，能够控制火，会制作石器工具进行狩猎捕鱼活动，周口店是“北京人”
的家园，而“北京人”
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直接祖先。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学术界对这一认识做出了颠覆性的结论。
首先是随着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在古人类演化研究当中的运用，也就是古代DNA的研究，不少中外生物学家提出，北京猿人应该是在5万到4万年前被来自非洲的现代人种所灭绝，并取而代之，我们中国人是生活在20万年前来自非洲的一个“夏娃”
女人的后裔。
这也叫作人类起源的“走出非洲说”
（Out-of-Africa）理论。
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术界就有人提出，但这一理论的正式提出并产生广泛影响则始于1987年美国3位分子生物学家发表的一篇论文。
他们选择祖先来自5个不同地区，即非洲、亚洲、高加索地区、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女性共147人，分析其胎盘内的线粒体DNA（mtDNA），得出的认识是现代非洲人群比其他几个地区人群具有更丰富的遗传多样性，也就是说比其他地区人群拥有更长的积累线粒体遗传变异的时期，说明现代非洲人是一个相对古老的群体。
同时他们认为，依据线粒体DNA序列构建的系统发育树，非洲人位于进化系列的根部，所分析的人群形成两大分支——一支仅包括非洲人群，另一支则由非洲人和其他人群共同组成，这就进一步说明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人起源于非洲。
当然，多年后许多科学家质疑他们用现代DNA推测演化的方法，因为古代DNA的突变率至今还无法计算出来。
这一现代科学的理论是在生物进化学基础上提出的，在欧洲和西亚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中也得到部分印证。
但是，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还没有充分的考古发现来证实。
中国已经发现70余处出土人类化石的地点，这些化石所具有的许多特征不见于非洲近现代人，却可在东亚近现代人中找到近似之处。
这进一步说明东亚现代人群演化自本地的远古人类，而与非洲人群亲缘关系更远。
尤其是，中国乃至东亚旧石器文化自成体系，呈现缓慢、连续发展的趋势。
从古人类石器技术角度来看，其主流文化一直局限在一种特定的模式，而没有像西方旧石器文化那样发生阶段性特点明显的系统性的演替。
总体上，中国旧石器文化遗存中没有发生过外来的、新的文化体系的大幅度改造和整体替代现象——来自西方的早期现代人群对东亚本土人群的取代找不到考古学证据！
所以，现阶段我们发现和认识的中国的古人类化石和考古学材料能够支持吴新智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的理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
吴先生认为中国古人类在本土基本上是连续演化，因为环境变化和生存适应要求，古老型人群在体质形态特性和认知行为两方面逐渐演变成现代人群。
与此同时，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虽然他们与来自西方、南方的其他现代人群有过融合与基因交流，但本土人类一直居于主体地位，外来人群起到一定程度的改造作用，没有发生整体的替代。
中国现代人种起源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理论提出后，一直得不到西方学术界的承认。
因为这里最为关键的科学证据尚没有得到确认，即直立人和智人（现代人）人种之间有没有可能出现基因交流。
2010年，《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让这一科学难关终于有了关键性的突破。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在克罗地亚的一个山洞里发现21块尼安德特人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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