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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他又连续发现了精美的彩绘罐状物。
安特生几乎不敢相信，这些精美的彩陶和石器工具，居然会在同一地点！
1921年10月，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在仰韶村野外调查时所摄。
左起：袁复礼、安特生、王村长、当地福音牧师（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提供）
面对这异乎寻常的重要堆积和丰富遗物，特别是容器片和磨光彩陶，安特生并未立即认识到其真正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只是后来他回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偶然翻阅了三本由庞帕莱撰写的1903年至1904年间，美国地质学家在俄属土耳其斯坦安诺（亚诺）考察的论文后，才幡然醒悟，并对这个令人迷惘的发现大大提高了热情。
对于土耳其斯坦安诺所发现的陶器绘画碎片，庞帕莱认为应归于金属时代的早期，如果这个推断能够成立，那么，仰韶发现的陶片就与尼安德特晚期的文化有一定联系。
由此可以推断仰韶的彩陶可能存在于史前时代。
仰韶村之大部（安特生摄，以下均引自安特生《黄土地的儿女》）
问题一旦明了，安特生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同年秋天，在民国政府和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大力支持下，他组织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发掘队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
从安特生后来撰写的著名传记《黄土地的儿女》中，可以看到这位欧洲科学家此时的心情——
安特生所见到的一座汉墓出土瓦片刻有龙的图案
在中国助手的陪同下，我于10月27日到达仰韶村。
这个地区不仅有如此丰富的地质遗迹，而且其早期历史的遗迹也让人惊叹不已。
只要望一眼，你就会在这儿看到汉代的坟墓和出土的青铜器，而晚些时期的建筑和纪念碑群在北部的石灰岩上随处可见。
更为醒目的一座古寺和两座古城堡，看上去都经历了和平时期的安宁和战乱时代的磨难。
那一个个受人尊敬的传说人物，在村落旁的路边立着的精美雕刻的石碑上可清晰地见到。
我深深地感受到对这富饶、文明村落的虔诚和神圣崇拜，很难想象石碑下的早期伟人对我们努力探索这庄严神圣的史前遗迹是什么感受。
在这里，我惊喜地看到，石器时代的村落发展和遥远的地质堆积物的发现，都将与我们所知的这地区早期人类历史活动链条般地衔接在一起了……
仰韶史前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尽管比在美索不达米亚苏萨地区发现彩陶几乎晚了半个世纪，但它却标志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田野考古学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开始。
具有史前历史的彩陶的发现使上古中国的盛世时代，不再是一个推测或近似怪诞的想象。
仰韶遗址发掘的资料表明，先进的农业社会包含的内容不仅与传说中的记载有关，而且与中亚的史前史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这些发现物打破了西方历史学家一贯认为的东亚是印度-欧罗巴文明界外的神话，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再次提醒西方历史学家，东西亚文明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是独立分开的。
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制小口尖底瓶汲水器
仰韶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安特生摄）
仰韶遗址出土的陶器尖底瓶（安特生摄）
仰韶文化因在中国的历史上属于首次发现，且通过各种专业和通俗性的报道，发掘成果得到广泛传播，使这一文化遗址很快闻名于世，安特生也因此获得了非凡的声誉。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学者，都一致认为仰韶遗址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源头，它不仅促成了中国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诞生，还为中国的学者带来了一套欧洲先进的田野发掘方法——这套方法在整个20世纪都被中国的考古学家所沿用。
继仰韶遗址发掘之后，名声大噪的安特生又于1923至1924年两年间跑遍了大半个甘肃，发现了许多著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的村落、基地遗址。
1925年夏天，他开始与协和医学院的步达生教授一起筹备一项以新疆为地点的中亚考察项目，计划用两年时间在这个地区开展内容包括考古学、地质学和人类学三个方面的考察研究工作。
这个考察计划于1926年初获得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Foundation）的支持。
正当安特生准备在二十年前斯文·赫定一举成名的大漠深处大显身手，弥补当年的遗憾之时，却意外地传来了在周口店发现远古人类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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