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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来，绯红的桃花在温暖和风的熏染下于山野田园一夜之间盛开**漾来。
1928年4月，举世瞩目的周口店发掘再度开始。
其时，由于李捷和刘德霖被调往其他考察团参加发掘，经中外双方协商，决定派杨钟健和裴文中两人加盟，并由杨氏取代李捷为中国地质调查所在周口店的正式代理人。
1926年，翁文灏在给步达生的信中，曾提到“地质调查所将派一名目前在德国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到瑞典熟悉和研究先前从周口店采集的材料”
。
翁氏所说的这个人就是杨钟健。
自此，北京大学地质系出身，后留洋深造的杨钟健，于1928年春归国未久，即加入周口店发掘队伍的行列。
而后来发掘的事实证明，翁文灏看重和栽培的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对中国古人类学的考古事业做出了具有奠基意义的杰出贡献。
周口店遗址早期发掘与研究者在龙骨山下的刘珍店合影。
左起：裴文中、王恒升、王恭睦、杨钟健、步林、步达生、德日进、巴尔博。
1928年摄于周口店刘珍店［引自《周口店记事（1927—1937）》，下同］
而这个时候的裴文中，只是作为刚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一名学生，来周口店负责管理工人账目和协助步林与杨钟健工作的低级职员。
这一年，裴文中刚满二十四岁，那震惊世界的“北京人”
头盖骨的重大发现，还要等到一年之后。
尽管由于军阀混战而使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一度停止，但这一年的成果却比梦想的要大得多。
在1927年步林发现过牙齿的东北角堆积层之上十米处，发现了“北京人”
居住的洞穴。
另外，还在堆积层中发现了二十多块人类牙齿和两块下颌骨碎片。
步达生在认真研究之后，发现这两块下颌骨碎片，一块属少年，一块属成年。
这一出乎意料的发现，使步达生更加确信他在去年仅凭一个牙齿就建立起来的“中国猿人北京种”
这个新属新种理论的正确性。
正如安特生所说：“资金、耐力和出色的鉴别力是发现新财富的基础。”
周口店的发掘，正是具备了应该具备的一切条件，才爆响了一年之后那誉满全球的伟大发现。
1928年周口店的发掘，尽管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它存在的危机也日渐明显。
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专款即将用完。
同时，两年的发掘和研究使科学家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周口店遗址绝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那丰富的化石内容、复杂的地层堆积，无不证明它和周围更广大的地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要想彻底弄清楚周口店遗迹所表现出来的地质学、古人类学、古生物学、地貌学和考古学等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就必须把目光投向和它有关联的一切地域。
正是鉴于这诸多原因，极富远见的步达生于1927年底离开北京，到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汇报详细情况，并提出由该会继续为周口店发掘增款的希望。
在步达生的热心周旋下，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同意了他的全部请求。
除为周口店发掘继续增款外，再调拨4000美元作为1928年发掘的追加经费。
步达生以兴奋和满足的心情于1928年秋返回北京，当他和前来迎接的丁文江握手时，他满怀**地说道：“丁博士，我非常高兴地对你说，他们似乎同意了我提出的全部请求。
一项更加伟大辉煌的事业将从这里再度开始。”
1928年冬，步达生和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经过反复磋商，又制订出一个为期三年的发掘计划。
这个计划仍为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共同合作，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十一万美元的庞大发掘研究经费。
为规避在日后进程中可能出现的许多麻烦，需正式建立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古生物学，特别是古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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