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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拉走后，是被存放在美国公使馆里，还是被存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或是已经被运走，本人一无所知。
至此，日本人感到从息式白身上再也无油水可榨，只得将她送回协和医学院，但规定不准走出这座学院，日常行动，由日本宪兵公开和秘密地监视。
就在息式白遭受肉体与精神凌辱之后，遭到关押拘禁的博文又被日本人弄进了一幢不知名的别墅，开始接受秘密审问。
面对博文这种身份的美国人，审讯者开始还装腔作势地好言相劝，最后一不耐烦，原形毕露，令日本宪兵一顿拳脚示以教训，而后开始让其钻狗洞，在一个狗笼里蜷缩着身子苟延残喘地挨过一段受尽凌辱和摧残的艰难时日。
被打得皮开肉绽、惨不忍睹的博文，蜷缩在那个几乎不能容身的狗笼里，对“北京人”
化石的下落做了什么样的交代，一直不被外人所知。
抗战胜利后，博文得以释放，但神经似乎有了问题，当裴文中、贾兰坡和胡承志等人找到他，并提及“北京人”
化石下落时，博文马上进入一种极度恐惧的状态，嘴唇发青，全身哆嗦，神志不清，说话也吞吞吐吐，好像是小孩抽风的样子，在医学上可能属于比较严重的神经质症一类。
许多年后，根据裴、胡等人的转述，大致可描述出博文当年向日本人交代内容的轮廓。
博文说：
“北京人”
化石由胡承志装完箱后，送到了我的办公室，我很快又将它送到了娄公楼地下室的保险库里。
这批东西在地下室里只存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按照上面的指示，押送到了美国驻北平公使馆。
12月5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又派人从美国公使馆拉走了，据说送到了秦皇岛港。
他们要在那里等待原定12月8日抵达秦皇岛港口的“哈立逊总统号”
轮船运往美国。
至于“北京人”
现在到底在哪里，我没有过问，后来的情况如何，一点也不知道了。
1941年12月12日，《晨报》登载的漫画，标题是“驱逐恶势力，美英在华势力全面崩溃”
博文的这一说法，到底是真是假，抑或半真半假，没有文字证据留下，也没有人给予确切的证明。
但博文就“北京人”
之事被日本人抓去严刑拷打并钻狗洞狗笼当是属实。
此点从司徒雷登回忆录中可以找到证据。
这位由毛泽东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而被中国中学生在课本上知道的“瘟神”
式名人，回到美国后曾写过一本《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FiftyYearsina:TheMemoirsofJohuart，MissionaryandAmbassador）。
此书由美国著名五星上将马歇尔与中国著名学者胡适作序，1954年10月15日，由兰登书屋出版发行。
次日，台北《大华晚报》即开始一边请人翻译，一边予以连载，并于同年12月1日出版了中译本，轰动一时。
这位1876年生于中国杭州一个美国美南长老会传教士家庭，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后出任燕京大学校务长和美国驻华大使的约翰·司徒雷登，在书中叙述了珍珠港事件之后他被捕的经过，以及与胡顿、博文等人被囚禁的严酷而难忘的经历。
司徒雷登说：“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星期，我们一直提心吊胆，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打破我们虚幻的安宁。
我们只能就种种可能发生的事进行推测。
华北已进入秋季，那是一年中最宜人的季节，天气逐渐凉爽起来，很少刮风。
可是，我们沉寂的校院里却显出了某些不祥之兆。
天津校友会一直邀请我去看望他们，我担心会‘发生’什么事而数度推迟之后，决定于12月7日去做一次短暂的周末之行，自以为这期间不会出事。
但是星期一清晨，我正静静地为返校做准备时，日本人显然由于某种原因，迅速地采取了控制措施。
不久，两名宪兵找到了我，把我带回北京。”
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司徒雷登、博文（左起）三人在囚所前合影，直到1945年，三人才重获自由
司徒雷登被带回北平后，被关进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三楼。
屋里约有五十名英国人和美国人，一群杂七杂八的人，由一堵开有一扇门的隔墙分隔开。
司徒雷登说：“我很快就认出了亨利·胡顿博士、斯纳珀博士和特利弗·博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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