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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星期的艰苦查访，终于从别的渠道查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威廉·弗利确实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只因他工作的时间较短，加之他当年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上尉军医，故没有引起，也不可能引起像林巧稚、张孝骞、钟惠澜等人的注意。
同时，他们经过查证，弗利其人确实是当年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天津兵营的分队长兼军医，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被日军俘虏，也属事实。
但天津专案组人员在对瑞士百利洋行北平总行的调查属于异地办案，而瑞士百利洋行北平总行又是涉外机构，因而无法看到档案，使查证工作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鉴于此，天津专案组人员只好又找到张森水，希望由他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提出建议，由中国科学院出面协调，请北京市公安局介入此案。
因为瑞士百利洋行北平总行属于北京市管辖范围，若是北京市公安局出面办案，许多疑难问题解决起来会顺利得多。
张森水认为这个意见有道理，也很有意义。
在中国办事情，只要有了某个领导的批示，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其成功率也会高得多，而且领导的权力越大，办起事情来就越容易。
失踪几十年的“北京人”
之所以几经周折，又在这个时候提到国家政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来并设专案组立案侦查，就是因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做了专门批示。
如果北京方面也有一位掌实权的领导人对此做个专门批示，北京市公安局肯定也会积极投入到这个案件中来。
那么，到底去找哪一位领导出面合适呢？
张森水首先想到一连串北京市委领导人的名字，但作为一个青年科学家，只顾埋头搞自己那一份科研，对领导层既不熟悉，也从无来往。
想来想去，最后想到了一个人，这便是大名鼎鼎的郭沫若。
因张森水是裴文中的学生，在以往的日子里，裴氏曾多次带他到郭沫若家中谈及学术方面的事情，故张与郭算是有点交情。
张森水想，如果自己以学生的身份去拜望郭，然后随便再谈谈此事，或许会得到对方的支持。
一旦郭沫若出面说说话，找有关方面协调，那么北京市公安局介入此次“北京人”
的查找，应该可行。
于是，一心想尽快找到“北京人”
的张森水，很快将天津专案组北京小组的请求向研究所一位革委会负责人做了汇报，并谈了自己打算找郭沫若出面帮忙的设想。
这位革委会负责人听罢，却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
郭老可不是谁都可以打扰的。”
张森水见革委会负责人如此胆小谨慎，便强调说：“裴先生曾多次带我去过他家，我以学生的身份去看看他，是完全可以的，我相信郭老也是会答应的。”
想不到这位负责人沉默了一阵，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说：“不行，你的想法不可取。
此事关系重大，还是由你先写个报告交到所里，再由所里向科学院报告，最后看院里如何处理吧。”
天津巴斯德研究所旧照
面对此言，张森水只好回到办公室，认认真真写了一份报告，然后交到研究所领导手中，再由研究所呈送中国科学院。
遗憾的是，仍处于“文革”
风暴中的中国科学院的领导者，大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根本无力落实此事。
而那些掌实权的领导者，自然不会过问此类“闲事”
，因而张森水写的报告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北京方面的查找，也就不了了之。
而天津方面的调查，进展还算顺利。
在弗利提供的三条线索中，其中一条是他将一个军用提箱寄存在了瑞士百利洋行天津分行。
经专案组调查得知，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确实做过一些倒卖文物的生意，染指“北京人”
之事，也是完全可能的。
但专案人员在调查中，与之相关的人员却一口否认他们曾经收到过弗利送去的军用提箱，更没有见到过什么“北京人”
化石，甚至有人还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弗利这个所谓美国人。
弗利提供的第二条线索，是说他将一个军用提箱放在法国人开办的巴斯德研究所了。
经专案组对原巴斯德研究所的部分有关人员进行调查，也未找到可靠的线索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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