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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骤起，他被打成“牛鬼蛇神”
和“反动学术权威”
。
1966年6月6日，天津市自然博物馆第一张大字报便对他点名批判，接着便是没完没了的批斗、交代，然后又将他下放农村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0年才被放回天津，给予“重新做人”
的机会。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于上海发表。
不久，《天津日报》登载了一则小消息，称当地公安部门投入到寻找“北京人”
的工作中。
黄为龙看到后，又惊又喜。
之后，他又听人说尼克松访华时，曾和周恩来谈到要派美国人来天津帮助寻找“北京人”
。
于是，学术界不久便传出一个消息：中国又要开始寻找“北京人”
了。
听到这些消息，黄为龙心情颇为舒畅，一有空闲，便与同行议论此事，并在心里偷偷想着如何在天津寻找“北京人”
的具体事宜。
由于当时的他被馆内革命委员会规定“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因而，寻找“北京人”
的梦想，只能落实到枕头上。
随着中美关系日渐正常化，中国的门缝也相继变得宽敞一些了。
1975年夏天，以美国著名古人类学家豪威尔教授等十一人组成的美国古人类学大型代表团访问中国，并有到天津自然博物馆参观、交流的计划。
当时的馆长常洛南接到通知后，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多年封闭的天津终于有了与外国人类学界交流的机会；紧张的是，这时的天津自然博物馆早已名存实亡，根本无力接待如此高规模的外国代表团。
其原因在于，“**”
中出于“红色政治”
的需要，由天津自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共同组成了一个新馆——“红太阳博物馆”
，馆址设在历史博物馆内。
该馆成立后，不少本属于自然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的展品，统统搬进了“红太阳博物馆”
。
于是，祖先的遗骨和当代革命教材在“红太阳博物馆”
同台展出。
而讲解员每天向“革命群众”
反复重点讲解的，是中国共产党如何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党史。
因而，接到通知后的常馆长于焦急中找到富有经验的黄为龙商量对策，并赶紧对自然博物馆进行布置。
几个人先将一些展品重新进行了摆放，然后又到“红太阳博物馆”
借来一些简易桌子和沙发，以支撑一下中国人的“面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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