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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夫人和儿子恳切的劝阻，裴文中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仰靠在了沙发上，而后紧紧地闭上眼睛。
就这样，由于家人的反对，这封本该及时发出的信最终被裴文中压在了自己的枕头底下，一直陪伴着他熬过生命的最后一程。
时隔十九年后，裴文中之子，已是五十多岁的物理学家裴申谈及此事，有些愧疚地说：“这事责任在我。
我当时对‘北京人’的认识不够，没把‘北京人’化石看得那么重。
当然，在那样一个刚刚经历了‘**’的年代里，大家仍然心有余悸。
我和母亲之所以劝阻父亲不要给胡耀邦同志写信，其心情和苦衷，我想今天的人们是可以理解的。”
[1]
几十年来中国“左”
的政治留给中国人的后遗症之一，就是谨小慎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而正是这一难以医治的后遗症，常常会改变本不应该改变的历史。
此后，裴文中的身体每况愈下，其精神似乎也受到了重创。
尽管寻找“北京人”
之事他在嘴上不再提起，但据其子裴申说，这件事始终是父亲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病。
1981年2月21日，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裴文中正聚精会神地坐在桌前看《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的英文摘略稿，看着看着，嘴巴突然向右歪斜……他患了脑血栓！
尽管裴文中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但毕竟不是什么“领导”
，家里人本想让他住进一个好的医院，却因官衔和职别不够而困难重重。
后来由中科院向国务院打报告，经方毅副总理批示，由卫生部部长出面协调，他才住进了北京医院。
此时裴文中的病况已相当严重了，可夫人舒令漪在病床边问他哪儿难受时，裴说：“我哪儿都不难受，就是不让我上班难受！”
裴文中还让夫人把主治大夫请来，商量说：“安徽和县发现了猿人头骨，我要去安徽，你早点放我出院好吗？”
大夫望着他那动都动不了的样子，摇摇头，安慰几句便匆匆走了。
经过半年的调治，裴文中勉强出院回家，虽然走起路来跌跌撞撞，连上厕所都必须有人扶着，可身患重病的他整天唠叨的仍是研究所的事，以及令他魂牵梦萦的“北京人”
。
有一天，他给研究所打电话，要车上班，恰好被站在背后的女儿裴桂听见了。
女儿一时性急，伸手按住了他的话筒。
他一怒之下，竟狠狠地在女儿手上打了一巴掌。
可刚打完女儿，他马上就后悔了，他对女儿说：“对不起，爸爸实在是太想研究所，太想‘北京人’了！”
女儿裴桂望着父亲一脸痛苦的样子，也流着泪对他说：“爸，您一辈子也没打过我一下，如果您打我心里会更好受一点的话，您就打吧！”
1982年8月16日，病中的裴文中勉强提起笔来，给外甥女写了一封信。
没想到这一封信竟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绝笔。
信中，裴文中说自己要静心把病养好，9月份好去柳州，在那儿钓鱼，要通过钓鱼把身体养得棒棒的，明年好去满洲里和贵州考察，有机会再好好找一找丢了好多年的“北京人”
……
由于青少年时代家境贫寒和后来专注于读书与事业，裴文中一生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钓鱼。
早些时候，裴氏最爱去钓鱼的地方就是北海公园。
每到星期天，便背上鱼竿，坐上公共汽车，一大早赶到北海公园，和一帮老头一起钓鱼。
不过，钓着钓着，思路总是鬼使神差地跑到心中酝酿的论文上去了。
1982年8月26日，裴文中突然发起了高烧，在家人的再三劝导下，不得不再次住进了海军总医院。
他想去柳州钓鱼，钓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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