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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14日，《中央日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机关报）报道了邙山一带盗墓情形：“俗语云，‘洛阳邙岭无卧牛之地’，其陵墓之多，可以想见，惟是大小陵寝，皆为先民遗迹，历史上之价值，何等伟大，乃近有不逞之徒，专以盗墓为事，昏夜聚集，列炬持械，任意发掘，冀获微利，不惟残及白骨，抑且影响治安。
近更变本加厉，益肆披猖，入土新柩，亦遭盗发，抛露棺椁，残毁尸骸，倘系贫户茔葬，白骨尸身，辄扬晒墓外，以泄盗墓者徒劳无获之恨……”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地质学家袁同礼前往洛阳查勘盗墓情况，他在提交的报告中说：“洛阳为吾国旧都，古迹甚富，城北城东，古墓尤多。
近十余年来出土古物，以铜器为大宗。
土人以大利所在，私行盗掘者，几成一种职业，并发明一种铁锥，专做采试地层之用。
沿城北邙山一带，盗掘痕迹，不计其数。
……其参加工作者，共二十余人各执铁锥，分区探试，偶有所获，则欢呼若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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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所说的“铁锥”
，已非明代发明之物，实乃李鸭子发明的洛阳铲。
事隔三年，河南大学校长王广庆已说得极为清楚。
王氏1939年所著《洛阳访古记》载：“近日掘古物用器，名为瓦铲，重七八斤，铲端铁刃为筒瓦形，略如打纸钱之圆凿，围径约三寸而缺一口，后施长柲，用以猛刺土中，土自铲心上出，顷刻之间，凿穴深可寻丈。
……先以上述长柲瓦铲，锥地取土，验其色质。
其土层色质松散而不规则者，知为古代已动之土，古物往往出焉。
其坚整而纯一者，则原始老土，决其必无所有，乃易地再掘焉。
然即散土地区中，亦有为水道或农人耕垦之遗迹，不必皆有所得。”
王氏为洛阳新安县人，近代知名学者，其考察所记尤为朴实。
洛阳铲发明后所引起的现代化盗墓狂潮，随着民国时期时起时伏的军阀混战，以及抗日战争爆发，一直没有消停。
鲁迅在1934年撰写的《清明时节》中，曾论及人与坟在精神层面上的关系，并兼及历史上的“掘坟”
和邙山墓冢被盗之事，文曰：
相传曹操怕死后被人掘坟，造了七十二疑冢，令人无从下手。
于是后之诗人曰：“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
于是后之论者又曰：阿瞒老奸巨滑，安知其尸实不在此七十二冢之内乎。
真是没法子想。
阿瞒虽是老奸巨滑，我想，疑冢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过古来的冢墓，却大抵被发掘者居多，冢中人的主名，的确者也很少，洛阳邙山，清末掘墓者极多，虽在名公世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块志石和凌乱的陶器，大约并非原没有贵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经有人掘过，拿走了，什么时候呢，无从知道。
总之是葬后以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间罢。”
很显然，晚清以至民国时期邙山之墓惨遭盗掘，李鸭子发明的洛阳铲起了“帮凶”
的作用，无形中助长了盗墓者的气焰，加剧了地下遗物的损失和毁坏。
但就洛阳铲本身的是非功过而言，正如二战时美国扔到日本广岛的原子弹一样，核弹本身毁灭了数十万日本岛民的性命，却也靠其巨大的震慑力，促使日本天皇宣告投降，从而又使许多人避免了无辜的流血牺牲。
洛阳铲神奇的功用，通过盗墓贼的亲身示范，逐渐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
随着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洛阳铲从盗墓贼手中进入田野考古工作者行列，并成为考古人员不可或缺的钻探墓葬与遗址的专用工具。
洛阳铲形状
1952年和1954年，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会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洛阳联合举办了两期全国考古钻探训练班，全面推广了李鸭子发明的这一新式探测工具，并正式将其命名为洛阳铲。
在学习期间，训练班请洛**有丰富经验的老探工进行示范，要求每一个学员对这一工具必须学会操作技术并熟练地运用。
学员们结业时，给每人发三把洛阳铲，作为先进“武器”
带回各自所在单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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