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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封由阳间发往阴间的介绍信，也即“告地下衙门官吏书”
。
书中清楚地介绍了下葬的时间，墓主的籍贯、爵位、名字及随葬的奴婢和车马等。
书中还清楚地表明，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男尸，年代和长沙马王堆女尸（女尸下葬年代在公元年前173年前后）下葬年代非常相近，但男尸比女尸保存得更加完好。
此次考古人员的汗水没有白流，总算梦想成真，凤凰山汉墓出土男尸的消息很快传布开来，震惊中外。
[3]
只是，就整体而论，无论是出土越王勾践剑的望山一号，还是出土古尸的凤凰山168号墓葬，其规模并不算宏伟壮观，与擂鼓墩发现的古墓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黄犬比骆驼，不可同日而语。
若把这两座墓葬发掘的全部木椁捆在一起，也无法与擂鼓墩古墓木椁规模匹敌。
遥想当年，凤凰山汉墓男尸出土的情景，经历了多少次惊心动魄的场面，真可谓一波三折，失望中孕育着希望，挫折中暗含着新的生机。
考古学家大多心中都有一份梦想，或天真的，或浪漫的，或现实的，或超现实的，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等等。
但梦想的实现要靠睿智、运气、勇气，以及对面临形势的正确判断，有的时候放弃就是失败，坚持则意味着胜利，凤凰山古尸出土的事实就是最好的明证。
十几年后的今天，擂鼓墩古墓的盗洞再度给考古人员出了一道难题，就主持发掘的谭维四而言，必须拿出像凤凰山发掘时代一样的豪情、勇气、智慧和胆识，在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之前，绝不轻言失败，希望就蕴藏在看似失望的外表深处，历史上许多时候与许多重大事件，就是在看似无能为力的情形中扭转乾坤，重振雄风的——擂鼓墩古墓的发掘或许就是如此。
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内出土的木俑
嘹亮的军号响起，打断了谭维四的回忆，风雨早已停歇，望着窗外微亮的天色，听着解放军官兵呼呼隆隆向操场跑去的脚步声，谭维四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冲动和兴奋，几十年风风雨雨，已使他逐渐成熟老练起来，并拥有了在逆境中寻找和等待最后一丝希望的耐心与勇气。
对许多人而言，人生只为一件大事因缘而来，今日身处随县擂鼓墩营区的谭维四，就要赴一次大事之约。
曙光就在窗外那不远的东方地平线上，希望也将随着崭新的太阳攀上山顶，照耀到这座即将全面发掘的古墓之上。
想到这里，因擂鼓墩古墓发现盗洞而带来的阴影倏忽而去，谭维四神情振奋，穿衣下床，大步向外走去。
注释：
[1]据考古学家推断，这座墓的入葬时间是战国中期，最大可能是葬于楚威王时期。
墓主悼固，是以悼为氏的楚国王族，可能是楚悼王的曾孙。
墓内所出越王勾践剑，学术界有不同意见，一种认为是越国与楚国的文化交流品；一种推测是楚国灭越后所得的战利品；该墓的主要发掘者之一陈振裕认为不是战利品，而是陪葬品。
陈氏的理由是，剑在当时是一种重要的礼品，勾践把女儿嫁给了楚昭王，她生的就是楚惠王，这把剑也作为陪嫁品流入了楚国。
楚王后来又把这柄剑赐给了固。
固死后，这柄剑就殉葬于墓中。
[2]《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载《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
关于墓主的身份，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的报告认为其地位较高，“五大夫”
爵位不是纳粟买来的，并推测其身份“很可能是南郡管理财政方面的郡丞”
。
史家黄盛璋则认为：“墓主身份是市阳里的平民，五大夫爵位应是纳粟买来的，与官职无关。”
（参见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称钱衡、告地策与历史地理问题》，载《考古》，1977年第1期）另有研究者结合墓内出土器物认为，墓主身份既不是官吏，也不是平民百姓，乃一豪强地主也。
到底孰是孰非，学术界仍在争论之中。
[3]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男尸的发现，轰动中外的同时，也给伺机盗墓者注入了一支强心剂。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兴起，盗墓者也鬼魂附体，死尸复活，再度于山野草泽中活跃起来。
“要想富，去盗墓，一夜一个万元户”
的**，使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开始加入盗墓行列，曾作为楚都之地的荆州成为盗墓者首要的追求目标。
盗墓贼来往人数之多，盗掘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被盗古墓之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北省乃至全国所罕见。
据荆州市文物部门统计，截至1994年，仅江陵县八岭山、荆门市纪山等省级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区域内的大中型古墓，就有300多座被盗掘，其中100多座被彻底盗毁，大批文物流失或遭到破坏，损失极其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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