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椁盖板宽约60厘米，厚约50厘米，估计木椁规模平面在200平方米左右。
木椁与坑壁之间也满填木炭。”
墓坑填土层中铺砌的一层大石板
在论述古墓保存状况、时代及其重要意义以及勘探小组的意见时，简报做了如下描述：
在北室的西南角和南室交界处填土中，发现有扰乱痕迹，经清理，一个直径90厘米的圆洞直达椁板，将宽60厘米的椁盖板斩断了长约90厘米的一截，椁板上尚留有斩凿痕迹，显然这是一个盗洞。
被斩断的残椁板的东部已经下塌，填土中部亦有4块石板同时下塌，一块小的落入椁室，3块大的搁在侧旁的椁板上，盗洞内和椁板下塌处的椁室内是淤泥，椁内文物受到了部分损失。
从墓葬的构筑方法（木椁、积炭、填白膏泥、青灰泥等）与江陵、云梦、光化、宜昌等地的战国、秦汉墓葬基本相同。
填土中没有发现晚于西汉的遗物，加上附近已发现有战国时代的小墓，出土了一批青铜器。
因此，我们认为此墓的时代可以初步断为战国墓或西汉墓，也有可能早到春秋晚期。
规模如此之大的这一类型的春秋、战国、西汉木椁墓，在我国是第一次发现，它的木椁就面积而言，比著名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大6倍；比出土古尸的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大14倍；比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大3倍，比出越王勾践剑的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大8倍。
且形制比较特殊，仅就这一点，在考古研究上就是十分重要的。
[1]尽管有一个盗洞，但规模比较小，盗洞内又没有发现晚于西汉的遗物，可能还属于早期的民间的一种小型盗窃，与最近江陵天星观发掘的楚墓那种盗洞直径达3至3.5米，盗洞内有木支柱的大规模盗窃显然不同。
[2]又从湖北、湖南、河南一些被盗古墓出土文物的情况年来看，江陵望山一号楚墓未被盗，出土文物661件，二号墓被盗，仍然出了604件，且出了著名的楚简；信阳长台关一号墓未被盗，出文物800余件，二号墓两次被盗，仍出土文物300余件；长沙马王堆二号汉墓被盗，仍然出土文物200多件，且出土了玉印，为一号墓、二号墓的时代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就是最近在江陵发掘的天星观楚墓被大规模盗窃，仍然出了几百件文物，仅青铜剑就有27把，还出土了极为重要的竹书。
因此，我们认为擂鼓墩一号墓虽然被盗，仍将有大批极为珍贵的文物出土，这是毫无疑义的，决不能掉以轻心。
综上所述，擂鼓墩一号古墓的发现，是当前我国文物考古战线的一次重大发现，必须高度重视，应立即组织严密的科学发掘。
如不及时清理，是无法长期保护的。
为此，我们建议有关领导部门向省委、省革委会和国家文物局提出报告，呈请批准，组织强有力的科学发掘队伍，及早进行发掘。
[3]
看完这份数据齐全，颇具文采且暗含鼓动意味的简报，韩宁夫神情振奋，当即大笔一挥，批示道：
请告国家文物局。
并同意组织强有力的发掘队，从事发掘。
韩宁夫
3月25日
当天上午10时左右，省博物馆接到通知，派人将韩宁夫批示的简报取回。
省委领导如此重视，批示如此快捷，令具体办事者感到很爽。
谭维四满脸兴奋，正要按照省文化局副局长徐春林的嘱托，起草奏请国家文物局阅示的报告，忽又接到省委办公厅电话：“宁夫同志意见，要你先给国家文物局挂个电话，报告情况，申请发掘，正式报告随后再送。”
韩宁夫的果断抉择，令谭维四身心感到一阵轻松，当即通过长途电话向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陈滋德汇报。
陈滋德与谭早年相识且是老朋友，听罢大喜，当场指示道：“你们按韩宁夫同志的意见办，我马上向王冶秋局长报告，有什么意见，随后联系。”
正式申请报告很快出炉，湖北省文化局当天通过内部机要密件发出，4月3日，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
同意发掘，由省博物馆主持，省文化局组织工作。
与此同时，湖北省革委会对报告做了批复：
同意发掘工作由湖北省博物馆主持，调集文物考古力量全力以赴，认真做好发掘工作。
湖北省博物馆接到中央与省两级领导机关的批复，立即进行具体筹备工作。
如同一场战争首先要制定作战方案一样，要进行田野考古发掘，首先要做的是制定发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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